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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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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5
Publisher:
人民邮电出版社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11.9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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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畲族语言

年:
2002
语言:
chinese
文件:
PDF, 35.7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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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平方言

年:
2000
语言:
chinese
文件:
PDF, 12.71 MB
0 / 0
内容提要


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有什么区别;大丈夫与小女子真的般配吗;吸引力的秘密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真的是不同的动物吗;同性恋真的是由基因决定的吗;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离婚吗……什么是爱情?由什么构成?能持续多久?两性在发生一夜情及选择终身伴侣上有什么差异?爱情和性欲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吗?亲密关系美满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让婚姻持续一生?米勒教授在《亲密关系》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尤其澄清了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亲密关系》汲取了社会心理学、沟通研究、家庭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及家政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并重,学术标准与大众兴趣兼备。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启发思考,既通俗易懂,读来轻松愉快,又科学权威,崇尚实证精神。本书遵循由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的认知规律,论述了亲密关系的基础、活动形态、类型、矛盾和修复等内容,读完本书,你将对人际吸引、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沟通、性爱、依恋、择偶、嫉妒、出轨、家暴等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有全新的认识。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处理得好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创伤,因此科学地认识亲密关系,攸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能给他们带来启发与灵感,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婚姻长久、人生幸福的普通读者。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教授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曾任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第五届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学术大会共同主席,并担任过美国唐氏基金会董事和德国宝马公司青年领袖论坛董事会成员;为众多政府和国际公司作战略、人事、文化,管理咨询,例如:福特,宝马,美国航天局,富士康,宏达电,万科,中化,中航,海总,总装备部等。他还是多所国际著名商学院常聘客座教授,并连续多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彭教授曾发表140多篇期刊论文,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包括2004年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论文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2007年被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评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引进人才(千人计划),回国后主要贡献包括: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系工作;主持与国防有关的特殊人员的心理保障工作;主持并推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并担任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中国理事;参与中国各城市幸福城市建设工作;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科研论文70多篇,为论文国际引用名列前茅的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学者。





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们心理学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 400美金。根据经济学家在上; 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3 000美金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美国人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的,英国人是1968年,法国人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丽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影响的,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近年来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英文版序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戏剧般人生每个阶段的基本情节线索。一生中,我们会受到某些人的吸引,喜欢或者爱上他们,与他们谈恋爱或者发生性关系,结婚并给予伴侣支持和慰藉,而当这些关系不幸终结时,我们则会感到痛苦。亲密关系能满足人们对归属和关爱的基本需求,亲密关系蕴含着对他人强烈的感情依恋,也常常会涉及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众所周知,要抵御精神或身体疾病,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好保护,莫过于身边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亲密关系能提供有意义且持久的社会支持网络,人们苦恼时可以向伴侣求助,而在伴侣需要时也能关照和帮助他们。有人曾询问成功的商人,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没有人愿意做更多的工作;相反,他们更愿意对家人和朋友付出更多的爱,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共处。

鉴于亲密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显而易见的中心位置,但亲密关系在社会心理学历史上仍是相对较新的课题,这令人吃惊。只是在近几十年,亲密关系才在研究与实践中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学术研究侧重于结构性关系中的双方或者小群体,一般为公开的关系,如人们的竞争与合作,磋商与谈判,顺从或者抗拒。但是有一批执着的研究人员开始证明,完全有可能研究人际动力学的微妙特征,有可能理解喜欢、爱恋和性关系的一些要素。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兴趣开始从社会心理学扩展到人格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家庭研究、传播学及家政学。每一种视角都给亲密关系研究带来崭新的见解与思想。

我相信,推动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是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中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不仅销量很大,而且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能得到启发,明了研究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亲密关系》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不仅因其权威性和学术性得到业界同仁的尊重,还因为浅显易懂、充满感情、令人愉快而受到学生读者的欢迎。

现在再说几句推介我们丛书的话。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是奉献给读者的一场盛宴,记载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理论学家们及实践者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套丛书能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善加应用就能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这套丛书已成为心理学领域杰出学者展示新理论,对原有理论进行分析、整合以及介绍当前方法论进展的平台。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心愿,要与读者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分享对象包括同事、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所有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遵循着共同的写作目标,要以生动有趣的语言传授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和课程,传播专业知识却不诉诸专业行话,同时激发读者在思想或实践层面应用这些知识。《亲密关系》显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亲密关系》是一本综述性的专著,整合了多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系统性地整理和展现了当代亲密关系研究最新的研究结果与理论进展,其生动的论述、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思路、谨慎的论证和科学的结论一定会得到学者和学生的喜爱。

虽然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巅峰之作,但精品译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和核心。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师生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本,用作通用教材的“深度”辅助读物,而普通读者则可选用整个系列的精品图书来完成系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我个人认为,《亲密关系》是将爱情与科学、情感与理性、通俗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完美结合的百科全书式的两性心理学专著,《亲密关系》一定能让你的亲密关系获益!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

《麦克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主编





序四:作者序


欢迎翻开《亲密关系》!看到你手捧本书专心阅读,让我倍感欣慰。本书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对此我甚感荣幸,同时我也非常乐于为你展现亲密关系研究领域充满生机而又迅猛发展的最新和最全的进展。第6版增添了很多新内容,但我的写作理念从未动摇:本书既要切合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又要为院校的专业读者提供人际关系科学广泛全面、易于阅读的内容。作为专业的教材,本书既要遵循严格的学术标准,又要保留人际关系自身的迷人魅力。我希望本书是亲密关系现代科学概览的一本最易上手、最吸引人、最为全面的教材。

第6版新增的内容

第6版新添了713篇最新的参考文献,大部分都是最近3年的文献。因而,我会讨论很多先前版本未曾提及的新问题。本版新添的部分内容有:

文化(Culture)

厌烦(Boredom)

脸谱网(Facebook)

自控(Self-control)

快速约会(Speed-dating)

谎言觉察(Lie detection)

同性婚姻(Gay marriage)

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

爱情的生理(The biology of love)

相伴之爱(Compassionate love)

冲突协商(Conflict negotiations)

禁欲教育(Abstinence education)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温情沟通(Affectionate communication)

婚姻平等

(Marital equality)

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s)

夫妻冲突风格

(Couple conflict styles)

不满意的轨迹

(Trajectories of dissatisfaction)

知觉到的伴侣反应性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趋近和回避动机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s)

在McGraw-Hill公司网站上:www.mhhe.com/millerint6e为教师准备了最新的教师手册、列出每章要点的PPT教案和测试题库。

未变动的内容

如果你熟悉第5版的内容,就会发现很多内容都还在相同的地方。在第1章我仍旧介绍了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随后,在各章的论述中提及这些因素时,都会以脚注提醒读者术语出现的位置以激活记忆,从而使本书涵盖的广泛内容有着统一的连贯性。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保留了原来雅俗共赏、充满趣味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在先前的版本中得到了读者们的赞扬。能为你介绍人际关系科学,我甚感荣幸;关系领域的研究令我兴奋,更让我自豪,希望能为你展示多姿多彩的人际关系。

我非常感谢本书原来的作者莎伦·布雷姆和丹尼尔·珀尔曼,是他们最初吸引我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他们两位是我非常慷慨和优雅的同事。

《亲密关系》中译本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分外高兴。各位能阅读本书,我甚感荣幸,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你对关系的兴趣,善用书中的知识,畅享愉悦的亲密关系。谢谢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尤其要谢谢译者王伟平驾轻就熟的翻译工作,这样我的著作才能为各位理解与欣赏。





序五:中文版序


我们中国人往往自诩“关系专家”,能够自如穿梭于纷繁的关系网络,善于巧妙地运用复杂的人际关系。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在“关系”方面的理论和书籍层出不穷。然而,当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考虑“关系”的实证问题时,我们便茫然了。假设一位心理学家向100个学生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你能想象他们会怎样回答吗?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到一座荒岛上生活,只能在你的各种亲密关系中(父母、兄弟姊妹、好朋友、同学、同乡、同事等等)选择一个人同行,你会选择谁?

第二个问题是:当你的父母、配偶、孩子、最好的朋友一起落水,只有你会游泳,而你只能救其中的一个人时,你又会选择谁?

不过,在关系科学上的无知不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就以爱情为例吧,虽然数不胜数的诗人和作家或热情讴歌赞美,或理性分析批判,总结出一个又一个的爱情真谛,但我们对这一奇妙现象背后的心理学原因的理解似乎并不深刻。是性格相似的人容易相互吸引,还是性格互补的人更容易坠入爱河呢?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超越性欲的柏拉图式爱情?情侣之爱与舐犊之爱究竟有什么不同?激情之爱与相伴之爱又有何差异?

在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各种人际关系中,你又是否注意到了两性差异?女人是不是比男人更容易嫉妒?男性和女性对关系的感知和体验方面有哪些不同?男人真的来自火星、女人真的来自金星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心理学中亲密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过去的40年间,社会心理学从单纯地关注认知、思维、决策等理性过程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情感、关系等感性课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学家在过去40年关于情感和关系的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和进行的科学论证,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中国两千年来在关系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判断。另外,亲密关系研究中一个不为人知的挑战是,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判断关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我们必须强调科学研究讨论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某个人的具体想法和行为。也就是说,不能依据个人喜好来判断价值。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亲密关系》这部著作时,能更多地进行理性思考,而不要片面地以情感作为评判标准。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它探究了长期以来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乃至医学家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论断。由于数千年来科学家忽视了亲密关系的研究,当通俗心理学占据了关系学的主导地位时,人们对人际关系的了解和领会往往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然而,最近40年,如本书所记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不能期望一本书就能取代通俗心理学家在电视上的夸夸其谈,或者阻止书店中庸俗心理学书籍的猖獗泛滥。但是,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择偶、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本书关注的所谓“亲密关系”,即指人们的思想、感受及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米勒教授综合了社会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多个分支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作为活跃在社会心理学界的学者,米勒本着严谨的态度,在上述众多领域中寻求平衡,融会贯通,研究了“先天因素”与“后天培养”的相互作用。

特别要提醒的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通俗心理学家把个人观点当作科学结论,用华丽辞藻取代严谨分析的惯常做法。那么,在阅读本书时,你不仅要适应科学研究的表达方式,更要理解科学家们在争论“关系”原理和甄别伪科学时的执着。

我相信,这本书能同时引起普通读者、学生和学者对整个亲密关系的兴趣。可以想见,书中难免会出现某些读者不感兴趣的话题,以致这些读者可能偶尔觉得,本书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不过,如果耐心多读一两页,便会发现,当再次随同作者回到主要问题上时,你已经获得了对亲密关系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总能广泛地吸引公众,而通俗理念往往只被信奉者所接受的原因。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目录


内容提要

主编简介

序一:译丛新序

序二:译丛序

序三:英文版序

序四:作者序

序五:中文版序

第1章 人际关系的构成

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

亲密关系的性质

归属需要

文化的影响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个人经历的影响

个体差异的影响

性别差异

性认同差异

人格

自尊

人类本性的影响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请你思考

第2章 研究方法

关系科学研究简史

问题的提出

参与者的选取

研究的设计

相关设计

实验设计

发展性研究设计

场景的选择

数据的性质

自我报告

观察法

生理测量

档案材料

研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最后要点

请你思考

第3章 吸引力

吸引力的基础:一种奖赏

临近:喜欢身边的人

方便:远亲不如近邻

熟识:重复接触

临近的作用

长相吸引力:喜欢那些可爱的人

对美丽的偏见:“美的就是好的”

吸引力的秘密

长相吸引力的演化观

文化也起作用

长相的重要性

美丽:交织着的代价与收益

长相吸引力的匹配

礼尚往来: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相似性:喜欢与我们相像的人

有吸引力的相像种类

相异并不相吸

障碍:得不到的就喜欢

男女两性期望的理想伴侣

请你思考

第4章 社会认知

第一印象及其影响

知觉的力量

伴侣的理想化

归因过程

记忆

关系信念

期望

自我知觉

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策略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

我们了解伴侣的程度

了解

动机

伴侣的易理解性

知觉者的能力

危险的知觉

知觉者的影响

小结

请你思考

第5章 沟通

非言语沟通

非言语沟通的组成

非言语的敏感性

言语沟通

自我表露

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沟通障碍及其应对

沟通不良

精确表述

积极倾听

守礼而镇定

尊重和确认的力量

请你思考

第6章 相互依赖

社会交换

奖赏和代价

人际关系的期望收益

人际关系的替代收益

人际关系的四种类型

与时俱变的比较水平

亲密关系的经济论

奖赏的作用不同于代价

与时俱变的奖赏和代价

亲密关系中的贪婪

相互依赖的实质

交换关系与共有关系

公平关系

小结

承诺的本质

承诺引起的后果

请你思考

第7章 友谊

友谊的本质

友谊的属性

友谊的规则

友谊的毕生变化

童年期

青少年期

成年早期

中年期

老年期

友谊的差异

同性友谊中的性别差异

友谊的个体差异

友谊发展的障碍

羞怯

孤独

请你思考

第8章 爱情

爱情简史

爱情类型

爱情三角理论

浪漫狂热之爱

相伴之爱

同情之爱

爱恋风格

爱情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文化

依恋类型

年龄

性别

爱情能持久吗

浪漫爱情为何难以持久

爱情的未来怎样

请你思考

第9章 性爱

性态度

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对同性恋的态度

性态度上的文化差异

性行为

第一次性行为

忠诚关系中的性行为

不贞

性欲望

安全而明智的性行为

性满足

性沟通

性满足与关系满意度

性胁迫

请你思考

第10章 压力与紧张

感知到的关系价值

感情创伤

伴侣排斥

嫉妒

嫉妒的两种类型

容易嫉妒的人

让人嫉妒的人

让人嫉妒的事物

对嫉妒的反应

积极有效地应对嫉妒

欺骗和说谎

亲密关系和普通关系中的说谎行为

谎言与说谎者

对伴侣欺骗行为的觉察

背叛

背叛的个体差异

背叛的两面性

应对背叛

宽恕

请你思考

第11章 冲突

冲突的性质

冲突的定义

冲突的频率

冲突的过程

激发事件

归因

介入和升级

要求/退避模式

协商和顺应

应对冲突:四类夫妻

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结束

冲突的益处

请你思考

第12章 权力和暴力

权力和相互依赖

权力的来源

资源的类型

男女两性和资源的控制

权力的过程

权力的结果

权力的两面性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暴力的普遍性

伴侣暴力的种类

亲密关系暴力中的性别差异

暴力的相关因素

暴力的基本原理

受害者不离开的原因

请你思考

第13章 亲密关系的解体与消亡

离婚率的变化

离婚的普遍性

离婚率增加的原因

离婚的征兆

障碍模型

脆弱—应激—适应模型

亲密关系适应过程(PAIR)项目结果

婚姻早期岁月(EYM)项目结果

婚姻问题的个体知觉

特定的离婚信号

分手

与婚前伴侣的分手

离婚的步骤

分手的后果

解体后的关系

克服消极情绪

离婚不同于恋人分手

父母离异的孩子

请你思考

第14章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修复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提升

保持忠诚

保持满足

修复关系

自我实践

预防性维持

婚姻治疗

结语

请你思考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第1章 人际关系的构成


假若黄金周这样度过,是不是很美妙:住在装饰精美的别墅里,院外是迤逦的田园风光。房内配置了有线电视、电子游戏、无线网络和许多书刊,还有满足你爱好的各种设施。这里有享用不尽的美食佳酿,有触手可及的消遣娱乐。但美中不足的是:你身边没有任何人,没有人可以与你沟通。你完全是个孤家寡人,不能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不能访问任何聊天室,也不能收发短信。整个假期你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其他人联系。除此之外,你几乎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这样的黄金周滋味怎样?没有几个人能享受这种孤独,大多数人马上会发现自己完全和他人隔离了,这让人极度紧张(Schachter,1959)。人类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对此我们往往认识不足。这也是监狱有时用单独监禁(solitary confinement)来惩罚犯人的原因。人类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如果剥夺了和他人的紧密接触,这会令人很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

与他人的关系还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内容:关系处理得好会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的创伤。人际关系必不可少,也至关重要,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人际关系是怎样建立、发展和运作的,什么情况下人际关系又会陷入愤怒和痛苦的深渊。

本书能增进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在汲取心理学、社会学、沟通研究和家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你介绍社会科学家经过细致研究所探索到的人际关系知识。这与你在杂志或者电影中所了解到的人际关系不太一样,它更具科学性、更有逻辑、更为谨慎,却不太浪漫。你会发现本书并不是一本傻瓜式的操作手册。后面章节的学习需要你的领悟力,更需要运用你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个人经验来理解这些内容。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你去领略人际关系科学的多姿多彩,帮助你正确地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为了更好地考察亲密关系,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什么是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为什么亲密关系这么重要?然后我们要思考紧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我们承传的文化、遭遇的经历、拥有的人格、共同的遗传以及人际交往。要正确理解人际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置身何处,又是如何变化发展的。





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


人际关系种类多样,规格不齐。我们上有父母,还可能下有子女,有工作的同事或学校里的同学。生活中还会接触到商店职员、医生和公务员。我们还有朋友和爱人。本书重点关注后两种伙伴关系,因为它们是典型的亲密关系。而且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成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的性质


那么,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许多不同的成分(Prager & Roberts,2004)。然而研究者(BenAri & Lavee,2007)和普通人(Marston et al.,1998)都认为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了解(knowledge)、关心(care)、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以及承诺(commitment)。

首先,亲密的伴侣彼此间有着广泛而私密的了解。他们熟知彼此的经历、爱好、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人。亲密的伴侣关心对方,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伴侣了解、理解并欣赏自己,其亲密程度就会增加(Reis et al.,2004)。

亲密伴侣的生活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的行为目标和行动能力。亲密伴侣的相互依赖性是指他们彼此需要的程度和影响对方的程度,这种相互依赖是频繁的(经常影响彼此)、强烈的(彼此都有显著的影响)、多样的(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彼此)和持久的(彼此影响的时间很长)。人际关系变得相互依赖时,一方的行为在影响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对方(Berscheid et al.,2004)。

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亲密伴侣常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个体。他们表现出很高的相互一致性,这意味着他们认同双方在生活上的融合,自称为“我们”,而不是“我”和“他/她”(Fitzsimons & Kay,2004)。事实上,这种称谓上的变化(从“我”到“我们”)常常标志着人际关系发展到了微妙而又意义重大的阶段,此时新伙伴刚刚认识到彼此间产生了依恋(Agnew et al.,1998)。的确,研究者有时只让伴侣来评定他们“重合”的程度,以此评价伴侣关系的亲密程度(Aron et al.,2004)。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见图1.1)是测量相互一致性最生动、最直接的方法,它能有效地区分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Agnew et al.,2004)。

使得亲密关系易于保持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任,期望对方会善待和尊重自己(Simpson,2007)。人们相信亲密关系不会带来伤害,并期望伴侣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关注自己的幸福(Reis et al.,2004)。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任,亲密伴侣也常常会变得猜忌与疑虑,以致损害亲密关系特有的开朗、坦诚和相互依赖(Jones et al.,1997)。

最后,亲密伴侣通常会承诺他们的亲密关系,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持续到地老天荒,并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这种承诺一旦丧失,曾经的恩爱情侣、知心朋友也会日渐疏远、貌合神离。

请从下列图片选出最符合你目前与伴侣关系现代的图片




图1.1 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出现于亲密关系之中。例如,一对单调乏味、缺少情趣的夫妻可能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紧密合作,但却生活在缺少关爱、坦诚或信任的心理荒漠中。他们当然比一般的熟人要亲密,但毫无疑问,他们会觉得彼此不如过去那般亲密了(比如他们决定结婚时),那时他们的关系中存在更多的亲密成分。一般而言,最令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应当包括亲密关系的所有六个特征(Fletcher et al.,2000a)。但亲密关系如果只有部分特征,亲密程度就会减弱。正如不幸福的婚姻所揭示的,在整个关系的过程中亲密程度波动极大。

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亲密关系模式。的确,我们需要记住人际关系最简单、最基本的特点是:种类多样,规格不齐。这种多样性使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也使人际关系魅力无穷。(这也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归属需要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亲密关系,所以不会考察你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发生的各种人际交往。例如我们不会考察你与学校大部分同学的关系。亲密关系值得特别关注吗?这种关注合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我们与陌生人及一般熟人的偶尔交往也很重要(Fingerman,2009),但亲密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事实上,这种要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普遍而又强烈的内驱力,或许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性。研究者发现,如果我们要正常地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就要在长久而关爱的亲密关系中经常与伴侣愉快地交往(Baumeister & Leary,1995)。在亲密关系中包含有人的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归属需要使“我们与亲密之人正常的社会交往”变得必不可少(Baumeister & Leary,1995,p.501)。为满足归属需要,我们努力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期待与那些了解、关心我们的人交往和沟通。个体需要的亲密关系无需太多,几个便可。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降低(因而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也和我们伴侣是谁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续的关爱和包容,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终结,我们也往往能找到替代伴侣(尽管新人和旧人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能满足我们的归属需要(Spielmann et al.,2011)。

人际关系建立后会令人轻松愉悦,而要解除已有的社会联系则会遇到重重阻力,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出现于亲密这都可以佐证上述观点。的确如此,当我们珍视的人际关系出现危机时,我们往往会魂不守舍,进而变得癫狂痴迷,这充分表明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性。归属需要的力量还表现在,当人们长期处在极度孤单的状态时,会表现出强烈的紧张应激反应(Schachter,1959);任何对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事物,都让人难于接受(Leary,2010a)。

实际上,归属需要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亲密关系的生理益处所进行的研究。一般而言,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较之单身生活的人更幸福、健康、长寿(Koball et al.,2010)。握住爱人的手就能减弱人们面对威胁情境时的脑反应(Coan et al.,2006),只要看看爱侣的照片,疼痛就好像不再那么强烈(Master et al.,2009)。有人接纳和支持我们时,甚至伤口都能更快地愈合(Gouin et al.,2010)。相形之下,缺乏亲密关系可能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Cohen,2004)。当大学生孤独无伴时,免疫反应会变弱,更易患上感冒或流感(Pressman et al.,2005)。纵览人的一生,那些朋友和爱人都很少的人,比有充满关爱的亲密伴侣的人死亡率高得多;一项历经9年的大规模纵向研究发现,缺乏亲密关系的人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3倍(Berkman & Glass,2000)。失去已有的伴侣关系也对人有害:老年人在丧偶的最初几个月内与婚姻持续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死亡(Elwert & Christakis,2008)。

亲密关系的质量还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Kim & McKenry,2002)(参见图1.2)。久而久之,那些能与关心自己的人愉快相处的人与缺乏这种社会联系的人相比,前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为满意(Nezlek et al.,2002)。在全世界,那些结婚并维持婚姻的人一般比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加幸福(Diener et al.,2000)。当然,快乐满意的伴侣关系与不快乐的伴侣关系相比,前者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然而,即使伴侣关系并不幸福,大多数有伴侣的人仍觉得自己比完全的孤家寡人要充实得多(Dush & Amato,2005)。一些问题如抑郁、酗酒、饮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也更可能侵扰那些缺乏社会交往的人(Segrin,1998)。乍看起来(第2章详述),这些研究结果并不必然表示肤浅、虚浮的人际关系就会引起这些心理问题,毕竟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也许从一开始就很难与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尽管如此,亲密关系的缺乏看来不仅会引起这些问题,也会使之更加严重(Eberhart & Hammen,2006)。总的说来,我们的幸福感看来取决于归属需要的满足程度。

为什么我们这样强烈地需要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社会化的动物?可能的解释是: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Baumeister & Leary,1995)。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由于早期人类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里,生存环境恶劣,到处是长着獠牙利齿的猛兽。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和养育后代的成功率上更低。这种环境下,与他人建立稳定持续而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的个性倾向就具有演化学上的适应意义,拥有这些个性倾向的早期人类,其子女更可能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特质也缓慢地演化为:十分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同和亲密接触。虽然这种观点启发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现代行为进行反思(本章稍后会进一步探讨),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猜测。无论这种演化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正确,毫无疑问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关注自己与他人依恋关系的质量。如果我们的生命缺乏亲密感情,我们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患上身心疾病。众所周知,衣食住行乃生活必需,但归属需要却表明亲密感情也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Kenrick et al.,2010)。




图1.2 满意的亲密关系与寿命

下面我们要考察在满足归属需要时,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我们构建的人际关系。就从亲密感情内在的归属需要的对立面开始吧:即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它是规范亲密关系的社会标准。





文化的影响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脸谱网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其实只要看看1960年代,那时我们的祖辈正决定是否结婚。当时美国人通常20岁刚出头就已经结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岁,男性不到23岁。 [1] 没有结婚人们不会同居,因为大家都这样。未婚生育更是天方夜谭;1960年代美国出生的儿童中,95%儿童的父母都已结婚。成家后妻子很可能不再工作(大多数妈妈都不再工作),孩子上学前妈妈也许整天待在家里抚养孩子,当时大多数妈妈都这样。而他们的孩子(即你的父辈)在成长过程中,每天晚上全家都能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近几十年亲密关系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确,即使祖父辈对今天文化景观的变化感到震惊,我们却习以为常。看看当今的美国社会:

● 越来越少的人结婚成家。196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94%)都结过婚,但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目前只有85%的年轻人可能会结婚(而这一比例在欧洲甚至更低[Cherlin,2009])。算上分居、离异、丧偶和从未结婚的美国成人,只有约一半(52%)的人目前处在婚姻状态(Mather & Lavery,2010)。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低谷。

● 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现在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超过26岁,男性超过28岁,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结婚最晚的年龄了(Jayson,2010)。这可能比你祖父母的结婚年龄大了许多(见图1.3)。许多美国人(46%)到了35岁左右仍未结婚。

● 人们即使没有结婚也常住在一起。在1960年未婚同居非常罕见(只有5%),现在却很普遍。你的大部分同学(超过60%)在婚前都曾有过同居行为(Roberts,2010)。

● 人们常常未结婚便养育子女。这在1960年代很少发生,当时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5%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即使有未婚先孕现象,但父母常在孩子出生前就完婚了。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2009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41%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这也创了历史新高(Taylor,2010)。未婚生育的比例在北欧和西欧甚至更高(Haub,2010)。




图1.3 美国人初婚的平均年龄


与以前相比,美国人初婚的年龄越来越大。

● 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离婚率现在比我们祖父辈时高出两倍。近年来具有大学学历的夫妻离婚率已经缓慢下降(这对于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可能是好消息),但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离婚率仍然很高,并未下降(Cherlin,2010)。2009年美国离婚数量是结婚数量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2010)。并非所有持续的婚姻都幸福,因此对美国新婚夫妻前景较准确的估计是,他们更有可能面临离婚,而不是白头偕老。 [2]

● 许多儿童(40%)在12岁之前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Taylor,2010)。由于高离婚率、同居和未婚生育,许多美国儿童看到各色成人加入和离开他们的家庭(Cherlin,2010)。

● 大多数学龄前孩子的妈妈都外出工作。在196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妈妈们在孩子入学前整天在家带孩子,但现在这样做的母亲只有40%(Taylor,2010)。即使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父母也不可能全职在家整天照料小孩。

这些巨大变化表明:某些普遍的观念(比如婚姻和养育后代在我们人生中的作用)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高中毕业后几年之内就会结婚,无论婚姻幸福还是痛苦,人们往往与原配厮守到老。怀孕的年轻人觉得必须结婚,未婚同居是“伤风败俗”的。现在的观念却截然不同了,婚姻只是一种选择,哪怕孩子就快要出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把婚期推迟,甚至干脆不结婚。即便是已婚人士,也不太可能把婚姻视为毕生神圣的承诺(Cherlin,2009)。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文化规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鼓励人们迈入婚姻、白头偕老(Amato et al.,2007)。




与上一代人的婚姻相比,如今新郎与新娘的年龄更大,更可能有上次婚姻的子女,更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图1.4 不同同居时间的结果


图片显示的是对美国2 746名同居情侣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降低;同居5年后,结婚和分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转变率表示同居情侣每个月分手或结婚的百分比。数字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每个月情侣不再同居的比例,所以比例会逐月增加,最终变得很大。)


资料来源:Wolfinger,2005.

文化规范的这些变化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文化标准是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石(Acitelli et al.,2011),它影响着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限定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模式。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现象来说,现在许多高中生认为情侣未婚同居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能据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处”(Bachman et al.,2001)。这种态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的确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如果人们并没有切实的结婚计划,未婚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Jose et al.,2010),原因有若干。首先,同居情侣彼此的承诺一般不如已婚夫妻,毕竟同居情侣还有选择的机会(Wiik et al.,2009)。所以同居情侣比已婚夫妻经常面临更多的问题和不确定性(Hsueh et al.,2009)。他们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冲突(Stanley et al.,2010)、嫉妒(Gatzeva & Paik,2011)、出轨(Thornton et al.,2007)和身体攻击(Rhoades et al.,2009a),所以同居与婚姻相比,往往充满变数,前景难料。故而,人们同居的时间越长,对婚姻的热情越低,越容易离婚。我们先看看图1.4: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下降;同居5年后,分手和继续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婚姻的基本模式则完全不同。夫妻婚期越长,离婚的可能性越低[Wolfinger,2005])。总的说来,草率同居原本用来测试伴侣能否和睦共处,却好像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情侣如果已经订婚,准备结婚,这些有害的同居效应相对轻微,但即使伴侣已经订婚,未婚同居也有一定的危害性(Jose et al.,2003)。故而,尽管同居很流行,人们普遍把同居当成“试婚”,但这是越来越少的人结婚,越来越少的婚姻能持续(与1960年代相比)的原因之一。 [3]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所以,支配亲密关系的规范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规范,原因很多。影响因素可能涉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纳单身、包容离婚和支持晚婚(South et al.,2001),而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提高了。教育和财政资源的充裕,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独立,与过去相比,女性尤其更可能不结婚(Dooley,2010)。而最近全球经济的衰退也有明显的影响。随着更多的情侣为节省金钱生活在一起,同居人数明显增加(Yen,2010c),但结婚率在赤贫人群中却在下降,没有稳定的收入人们并不愿意结婚(Yen,2010b)。

近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支持自我表现,重视个人成就)也变得愈发突出(Twenge & Campbell,2010)。(比如,美国人现在更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不常见的名字以引人注目[Twenge et al.,2010]。)可以想见,这种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会让我们期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取比上一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更少的麻烦和付出。而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往往会“为了孩子”而勉强生活在一起),我们只要对婚姻不满意,就会理直气壮地结束夫妻关系,重新追求满意的亲密关系(Cherlin,2009)。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更倡导集体主义的自我感,人们与家庭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更为紧密。集体文化国家(如日本)的离婚率比美国低得多(Cherlin,2009)。



新科技也会影响亲密关系。现代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孕)能让妇女在还未与孩子的父亲谋面之际,就能从医院的精子库中授精,独自生育后代(Ali,2007)!妇女还能掌控生育,只在她们愿意时生小孩,美国妇女养育儿童的数量也比过去要少。美国家庭中儿童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少(Gillum,2009)。现代通讯科技也改变了人们亲密关系交往的方式,参见专栏1.1:“哥们,为什么你在脸谱网上还是单身?” [4]

然而,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但却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男多女少的社会和女多男少的社会往往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标准。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 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使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60年代末从高峰跌到低谷。战后每年出生的婴儿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当这些“潮流中的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比青年女性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变少,性别比率就下降。不过,当出生率逐渐下降,出生的婴儿数量减少,他们长大后,青年女性的数量比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要少,所以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90年代又攀高。自1990年代以后,“婴儿潮”中长大的父母有相对稳定的生育率,从而使适婚男女的数量持平。

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性别比率变化的重要性。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妇女更早结婚(Kruger et al,2010),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Harknett,2008)。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 & Secord,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 & Secord,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这种假设很大胆,毕竟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许多,对此谁都无法否认。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这个假设。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反之,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所以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规范显著改变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于性别比率的剧烈变化。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了1990年代末期高性别比率对美国的影响。从1967到1980年,美国的离婚率翻倍增长,此后逐渐走缓,甚至略有下降。政客们又开始关注“家庭价值观”。因为现在适婚男女的人数大致相等,文化的钟摆又摇摆于1980年代的放纵状态和60年代的禁锢状态之间。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标准。





个人经历的影响


人际关系还受到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人际关系总体取向有重大影响的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发展心理学家(如Bowlby,1969)很早就发现,婴儿对其主要照料者(常为妈妈)的依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婴儿只要饥饿、尿床和受到惊吓,就能发现马上会得到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婴儿哭喊时,慈爱的照料者总是如约而至,得到此种呵护的小宝贝们就能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善。结果,这些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secure)依恋:他们快乐地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与他人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

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照料无法预测而且并不持续,照料者有时热情关注,有时却心不在焉、焦急烦躁,有时根本就不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对他人产生焦虑、复杂的情感,这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这些孩子由于不能确定照料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对他人的过分贪求。

最后第三组婴儿的照料者在关照孩子时,带着拒绝或敌对的态度勉强为之。孩子就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畏缩不前,表现出回避型(avoidant)依恋。回避依恋型的孩子经常怀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系的发展进程。的确如此,孩子依恋类型的差异表现得如此泾渭分明,所以依恋过程成为研究的热点。当儿童面对危险的陌生环境时,安全型的儿童会跑向妈妈,很快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勇敢地探索陌生的新环境(Ainsworth et al.,1978)。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则会大哭大闹,紧紧抱住妈妈,完全不顾父母的安全保证。而回避型的儿童往往躲开大人,保持和父母的距离,即使在害怕时也不愿意发生亲密接触。



孩子表现出的这些依恋类型生动鲜明,但直到研究者(Hazan & Shaver,1987)发现成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反应方式,依恋类型才真正引起了人际关系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一项研究(Hazan & Shaver,1987)调查了美国丹佛市《落基山新闻报》的读者,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依赖他人是轻松愉悦的,即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安全型的。但是约40%的人认为自己不安全,他们要么很难信任和依赖伴侣,要么十分担心自己的亲密关系能否持续。此外,受访者还要报告童年经历和目前对亲情、爱情的态度,结果表明这些和他们的依恋类型是一致的。安全型的人一般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积极的看法,记忆中父母也是充满爱心、提供支持的人。相反,不安全类型的人认为他人不靠谱或不能信任,记忆中的父母也是矛盾或冷漠的。

随着这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果的公布,依恋研究迅速成为人际关系科学最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如Cassidy & Shaver,2010)。研究者很快发现,成人有四种而非三种依恋模式。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Bartholomew,1990)指出,人们避免和他人亲密接触,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情况是人们期望和他人交往,但又对他人戒心重重,害怕被人拒绝和欺骗。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真正地喜欢我行我素和自由自在,而不愿意与他人发生紧密的依恋关系。

因此,巴塞洛缪认为成人有四种依恋类型(见表1.1)。第一种安全型(secure),和儿童的安全型依恋完全相同。第二种痴迷型(preoccupied),是巴塞洛缪给焦虑矛盾型的新名称,因为这种类型的人若要感觉心安,就得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赞许,所以他们过度地寻求认同,沉溺于人际关系,担心关系破裂。

表1.1 巴塞洛缪提出的四种依恋类型




资料来源:Bartholomew,1990.

第三和第四种依恋类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回避型”。恐惧型(fearful)的人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极力避免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希望有人喜欢自己,但更担心自己因此离不开别人。相反,疏离型(dismissing)的人认为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得不偿失。他们拒绝和他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喜欢自己。

现在普遍认为可以在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区分这四种依恋类型(Fraley et al.,2000)。首先,人们在回避亲密(avoidance of intimacy)的程度上有差别,这会影响人们接纳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的难度和信任程度。在亲密关系中感到舒心和轻松的人,回避亲密的程度就低;而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烦躁不安的人,其回避亲密的程度就高。其次,人们还在忧虑被弃(anxiety about abandonment)的程度上有差别,即害怕他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远离自己。安全型的人在与他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安心,不会担心别人会苛刻对待自己;因而能积极快乐地寻求亲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相形之下,其他三种类型的人充满焦虑和不安,在亲密关系中如坐针毡。痴迷型的人渴望亲密接触但害怕被拒绝。疏离型的人并不担心被拒绝,但却不喜欢亲密接触。至于恐惧型的人则两者兼而有之,在亲密关系中坐立不安又担心亲密关系不能长久(见图1.5)。

需要注意,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这两个依恋维度能由低到高连续变化。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能很方便地讨论依恋类型的差异,好像它们不会重叠,是分离、纯粹的类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Fraley & Waller,1998)。当要求参与者从表1.1中选出最符合自己的依恋类型时,大多数人(通常60%左右)认为自己是安全型依恋(Mickelson et al.,1997)。 [5] 然而,如果有人在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两个维度上都表现出中等水平,应该归入哪种依恋类型呢?对于忧虑和回避都适中的人,套用上述四种依恋类型的任何一种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不要绝对化地理解图1.5所示的依恋类型。应该这样来理解依恋的复杂性:存在忧虑和回避这两个重要因素,它们塑造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全部适应性行为(测量忧虑和回避程度的问卷见60页的专栏2.3)。这两个因素都重要,如果你比较任一维度上的高分和低分人群,就会发现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差别很大。的确,最近的依恋研究(如Birnie & Lydon,2011)不再简单地把人们分为安全、痴迷、恐惧或疏离四种类型,而是给出人们在忧虑和回避两个维度中的相对位置。




图1.5 依恋的双维度图

尽管如此,把依恋类型分为四类简单明了,所以仍广泛沿用,深入人心。在1990年之前,研究者只探讨三种依恋类型: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现在则一般认为存在四种依恋类型,但不会认为它们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对立类别,而是视为称呼不同忧虑和回避分数组合的便利标签。依恋风格差异最大的地方或许表现在“安全型”和不安全类型的人(高忧虑被弃或高回避亲密的人,或兼而有之)。现在的重点是,依恋类型看似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这种适应大部分是从与他人交往的经验中习得的。我们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癖好和观点,部分来自于与以前伴侣的交往经历,这是人际关系适应行为最好的例证。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任何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婴儿和成人的行为表现都会反过来影响到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比如,父母都知道婴儿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唤醒水平。有些新生儿具有轻松快乐的气质,有些则好动闹腾。个性和情绪性的天生差异也使儿童的养护难度高低有别。因此,婴儿获得的养护水平部分地取决于儿童自身的个性和行为;这样,依恋类型受到个体与生俱来的特质影响,基因塑造了我们的依恋类型(Picardi et al.,2011)。

然而,我们的经验在塑造之后的依恋关系上甚至起着更大的作用。父母对我们接纳或拒绝的程度在很早就有巨大的影响(Rohner & Khaleque,2010)。怀孕时快乐的准妈妈与焦虑矛盾的准妈妈相比,前者的孩子在1年后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恋(Miller et al.,2009)。婴儿出生后,悦纳亲密、夫妻和睦的妈妈一般能成为周到体贴、充满爱心的照料者(Seluck et al.,2010),故而安全型的妈妈往往有安全型的孩子,而不安全型的妈妈则往往也有不安全型的孩子(Holman et al.,2009)。不过,即使婴儿天生难缠、易怒,如果训练妈妈们养护婴儿时的敏感性和回应性,她们的孩子则比没有接受类似训练的妈妈们的同类孩子更可能表现出安全型依恋(van den Boom,1994)。妈妈对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在学前期之后仍未结束(Berant et al.,2008)。7年级的少年接受的养护能预测他们成年后在爱情和友谊中的行为表现;父母给予关爱和支持的少年在数年后对待恋人和朋友更加热情(Cui et al.,2002)。毫无疑问,年轻人把从家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以后的人际关系上(Zayas et al.,2011)。

然而,我们并不会被动地受童年经验的束缚,因为依恋类型不断地受到我们成人后经历的影响(Zhang,2009)。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的,就可能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的确会发生新的改变(Chopik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和戒备亲密感情(Birnie & Lydon,2011)。在两年之内,足有三分之一的依恋类型可以发生实质性变化(Davila & Cobb,2004)。

尽管依恋能改变,但它们一旦确立后,既稳定又持久,并影响人们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加强已有的行为倾向(Scharfe & Cole,2006)。例如,恐惧型的人如果坚持孤僻,回避相互依赖,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有些人可以信任,不会发现亲密可以令人心安,这又加重了他们的恐惧型依恋。如果没有大起大落的新经历,人们的依恋类型可以持续数十年(Fraley,2002)。

所以,我们对紧密关系性质和价值的总看法,看来是由我们体验到的亲密关系的经验所决定的。我们幼时对人际交往价值和他人是否可信的观念,起源于我们与照料者的交往,由于运气的好坏,我们就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惧的亲密关系之路。这段历程永远不会停止,同行者随后给予的阻碍或帮助会改变我们亲密关系的方向和进程。视乎人际交往经验的不同,我们习得的依恋类型既可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可永久保持稳定。





个体差异的影响


依恋类型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人们与他人交往时显示出的独特个体特征。每个人都是由不同的经验和特质组合而成的独特个体。这些经验和特质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我们的亲密关系。例如在爱情关系中,情侣双方某些依恋类型的匹配可能比其他的匹配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更让人满足和稳定(Jones & Cunningham,1996)。假若痴迷型的人爱上了疏离型的人,就产生了依恋类型的不匹配。痴迷型的人会因对方的感情疏远而气馁,而疏离型的人则会因对方的依赖和干涉而烦恼。双方都不如与安全型的爱人相处时轻松。

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与某些人相处融洽,而与另一些人则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简单事实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将探讨个体差异的本质,这种个体差异常常是渐进微弱的而不是突然剧变的。然后,我们要阐明个体差异如何影响亲密伴侣的行为。我们将重点考察四种不同类型个体差异:性别差异、性认同差异、人格差异和自尊差异。





性别差异


此刻你正在做的事情就与众不同。你在阅读一本人际关系科学的学术著作,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做。这可能也是你读到的人际关系科学第一本严谨的教材,所以你需要正视(能改正最好)你对亲密关系中男女行为差异所持的刻板印象。

这或许并不容易。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男女两性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各异,正如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所言:

男人和女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他们不仅在交流方式上不同,而且在思考、感受、感知、应答、反应、示爱、需要以及欣赏等方方面面也全不一样。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行星,说着不同的语言,汲取不同的营养(Gray,1992,p.5)。

天啊,男人和女人看上去是两种不同的动物,难怪男女关系存在这么多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人类特质变化的范畴很广,(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把拥有某种特质或能力的人数画成图,就得到一条独特的曲线即正态曲线。正态曲线描述了某种特质在特定水平上的人数。正态曲线的特点有二:第一,大多数人的才华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或略次;第二,大多数特质的极端水平,即过高或过低的特质,都十分罕见。拿身高来说,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身高都在同性平均身高的3~5厘米上下浮动。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正态曲线?因为一般人对男女两性的认识都存在刻板印象,把两性在兴趣、风格和能力上的差别过度夸大了。比如,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对性事感兴趣(见25页专栏1.3)。人们对两性形象的认识更类似于图1.6描述的情形: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很大,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尽管有所谓“火星”和“金星”的刻板认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第9章我们会发现,男人平均起来比女性有更高的性驱力。但是实际的性别差异却如图1.7所示:两性之间的兴趣和才能重合的程度很大(Hyde,2007)。

图1.7的3张图片分别展示了研究者认为的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从形式上看3张图的统计d值不同,d值是表示组间差异大小的指标。 [6] 在性态度和行为上,图A代表男女两性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男性一般比女性小一点);图B代表男女两性手淫的频次(男性比女性手淫次数更多);图C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的较大性别差别。最近有项大数据研究分析人类的性行为,涉及87个国家共1 419 807名参与者,结果在男女两性的性态度和行为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如图C所描绘的那么大的差异(Peterson & Hyde,2010)。非常明显,这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和图1.6所描绘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更具体地说,这些例子揭示了心理学上关于两性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




图1.6 想象中的性别差异


通常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认为两性差异非常大,男性和女性在处事风格和兴趣爱好上没有重合之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图1.7 实际上的性别差异表现为有重合的正态曲线


这3张图分别描绘了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为简便起见,假定两性在横坐标上的态度和行为变化范围是一样的,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

● 有些两性差异的确存在,但非常小(不要被专业的术语误导,研究者提及的“显著的”性别差异通常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就是说差异在数字上是可靠的——但差异或许根本不大)。本书中谈到的两性差异,几乎全部是较小到中度程度的差异。

● 两性性别内的行为和观点差异通常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男性较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短暂的性关系(Peterson & Hyde,2010),这未必表示所有男性都喜欢随意的性关系。有些男人喜欢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但也有些男人根本不喜欢这样做,这两组男性在性生活上的相似程度远不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尽管在性放任上存在两性差异,一位非常性放任的男人与女性性放任的平均水平的差别,远低于他与另一位性保守的男人在性放任上的差别。

● 由于两性的行为和观点在正态分布上重合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使平均得分低的性别中也有许多人的得分高于另一性别的平均得分。在中等程度的性别差异上(男性高于女性,d值为0.5),仍有三分之一女性的得分高于男性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假如你要寻找性放任的家伙,不要因为听说“男人比女人在性上更放纵”就只找男性;你应该找性放任的个体,其中许多是女性,尽管两性之间存在差别。

归根结底,由于两性之间的共性如此之多,所以在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许多维度和方面,其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Hyde,2007)。其实,“性别差异”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相似性,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宣扬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根本就是误导人,因为它根本就不对。“研究不支持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文化的观点,更别提来自不同的世界了”(Canary & Emmers-Sommer,1997,p.6)。根据你在本书中接触到的严谨的人际关系学,更精确的说法是“男人来自北科州,女人来自南科州”(Dindia,2006,p18),或者正如我们某天看到的汽车贴纸所写:“男人来自地球,女人也来自地球,好好相处吧!”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般重要和有影响。但既然你读到了这本亲密关系的严谨著作,你就需慎重地思考并合乎理性地解释性别差异。有些性别差异很有意思,有时还很重要,它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接下来的几章我们逐一介绍。但性别差异是以两性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为前提而存在的,与整个人类的变化幅度相比,性别差异算不上太大。也许,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并进行更复杂和精确思考的应该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个体差异才是影响人际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无论男女,人们在很多方面彼此各异(例如依恋类型),这些差异一般都比性别差异更能影响人际关系。





性认同差异


我要对人际关系条分缕析,进一步区分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和性认同(gender)差异。确切地讲,性别差异指的是源自身体的两性生物性差异。相反,性认同差异指的是由文化和教育引起的两性在社会性和心理上的差异,或者叫社会性别(Wood & Eagly,2009)。例如,养育子女后,女性为母亲,男性为父亲,这就是性别(生理)差异;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爱心,更关心孩子的社会共识,则反映的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许多男性和女性一样充满柔情、富有爱心地关心下一代,但如果我们希望和鼓励女性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那么我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文化上的性认同差异,这种性认同差异并非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

要分清性生理和性认同的差异殊为不易,因为加诸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期望、教育训练和他们的生物学性别差异常常混淆在一起(Wood & Eagly,2010)。例如,因为女性能哺乳而男性不能,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半夜为新生儿哺乳的一定是妈妈,而且妈妈肯定比爸爸做得好,即便婴儿吃的是奶粉,只需要把奶瓶放到微波炉加加热!要分清生物和文化在塑造我们的兴趣和能力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区分性生理和性认同两者的差别仍很重要,因为两性间的性认同差异大部分是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

性认同最好的例子是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即社会文化所期待的男女两性应有的“正常”行为模式。男人当然应该有“男子气”,他们应该自信、独立、果敢、能干、好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味”,热情、敏感、多情、友善。大多数人都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两性,因此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期望男性和女性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社会行为(Kite et al.,2008)。然而遗传在决定人们自信或友善的倾向时只起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大部分行为是后天习得的(Cleveland et al.,2001;Lippa & Hershberger,1999)。文化的影响持续而广泛,它通过社会化和榜样学习(而非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促使我们期待所有的男性都应该有阳刚之气,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温柔细腻(Reid et al.,2008)。

然而,刻板印象并不像你认为的那般符合现实中的人;只有一半人的特质刚好符合性别角色期望(Bem,1993)。相当多的人(约35%)并不是完全的“男子气”或“女人味”,他们既自信又热情,既敏感又独立。这些人同时拥有传统上认为应该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因而被称为双性化(androgynous)。如果双性化这种说法看起来别扭,那可能是由于过于僵化地使用词汇:表面上看,“男子气”和“女人味”不可能同时并存。实际上,由于这些词语容易使人误解,研究者常用其他词汇来代替。把与任务有关的“男子气”的才能称为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质,把与社交和情感有关的“女人味”的技能称为表达性(expressive)特质。这两类特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双性化的人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在职场激烈的薪酬谈判中能有效而强悍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回家后又能细腻而温柔地安慰刚刚失去宠物的孩子。大多数人只擅长一种技能,在一种情境下显得游刃有余,另一种情境下就不会那么轻松。而双性化的人在两种情况下都能驾驭自如(Cheng,2005)。

实际上,最好把工具性和表达性视为男性和女性都拥有的两组能高低变化的不同技能(Choi et al.,2007)。看看26页的表1.2,传统的女人表达性高而工具性低,她们热情友好,但不够自信主动。符合传统期望的男人应该具有高工具性、低表达性的特质,他们是坚忍而强悍的铁血真汉子。双性化的人具备工具性和表达性两种特质。剩下的人(约15%)要么具有在传统上属于异性的技能(称为“跨类型”),要么缺乏这两组技能(称为“未分化”)。在双性化、跨类型和未分化各类型内的男女比例大体相当,所以就性别差异而言,把两性视为具有不同特质的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既简单化又不准确(Bem,1993)。



不管怎样,人际关系的研究者都特别关注性认同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不和谐”,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失败,而不是让两性关系变得更融洽(Ickes,1985,p.188)。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并不如双性化的人那样欣赏和喜欢对方。在一个经典实验中,研究者(Ickes & Barnes,1978)把男女配成对,一种条件下配对的男女都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另一种条件下配对的双方至少有一位是双性化的。介绍两人认识后,他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房间单独相处。研究者秘密地录下了这段时间双方的交往过程。结果令人吃惊,传统型的男女双方很少说话,很少注视对方,甚至看不到笑容,事后报告喜欢对方的程度也没有其他配对高。(请想一想:从行为方式来看,男子气十足的男性和女人味浓厚的女性有哪些共同点?)如果双性化的男人遇上传统型的女人,或双性化的女人遇上传统型的男人,或者两个双性化的男女碰到一起,他们都比两个传统型的男女相处更为融洽。

表1.2 性别角色



更重要的是,传统型夫妇的这些缺憾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对婚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坚持传统刻板性别角色的夫妇一般不如非传统的夫妇婚姻幸福(Helms et al.,2006)。剽悍大丈夫和温柔小女人因为在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差别很大,他们往往并不如那些不太传统、不太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夫妇幸福快乐(Marshall,2010)。

对此无需大惊小怪。人们一旦投身于亲密关系之中,都期望得到关爱、温情和理解(Reis et al.,2000)。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情、温柔、敏感)不太容易表现出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充满深情(Miller et al.,2003)。因此,长期来看,与表达性低的人结婚就不如与那些更敏感、贴心和友善的人结婚过得满意(SteinerPappalardo & Gurung,2002)。因此,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男人是一种伤害,剥夺了他们本可成为更好丈夫的技能。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那些高工具性的人(任务导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适应能力强(Stake & Eisele,2010)。在“应对事务”上有能力和效率的人通常自我感觉良好(Reis et al.,2000)。所以,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人也是一种伤害,剥夺了她们可能取得更多成功和成就的技能。传统性别角色也让女人少赚金钱。在全世界,传统型女人比上班的女人收入低(Stickney & Konrad,2007)。

这一切都表明,工具性和表达性都是有价值的特质,幸福、适应能力强、有效率和心理健康的人士通常都同时拥有这两组技能(Stake & Eisele,2010)。详而言之,那些拥有满意、幸福伴侣的理想夫妻,他们的工具性和表达性通常都很高(Marshall,2010)。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人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人更喜欢双性化的恋人或配偶,而不是完全男子气或完全女人味的恋人或配偶(Green & Kenrick,1994)。

然而讽刺的是,人们往往会给那些不完全符合“恰当”性别角色的人很大的压力。妇女如果表现得如男人那般好强、自信,很容易被人认为霸道、无礼和“不像个女人”(Parks-Stamm et al.,2008),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受到性骚扰(Berdahl,2007)。然而,如果性别角色期望有什么性别差异的话,那就是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比对女性更为严格(Vandello et al.,2008)。女孩像个假小子,大家都不会放在心上,但是如果男孩子娘娘腔十足,大家就会很担心了(Sandnabba & Ahlberg,1999)。美国社会的性别角色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的确在改变,尤其是每一代的新生女性都变得更加具有工具性(Twenge,2009),年轻人也逐渐变得更加男女平等,对男女性别角色的看法也不那么传统了(Bryant,2003)。但无论如何,即使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了我们的潜能,甚至有时候还是错误的,但它仍将持续地存在。今天我们仍期望和鼓励男人具有工具性,女人具有表达性(Heilman & Wallen,2010),这些性别角色期望正是使亲密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的重要因素。




工具性、男子气的人在向他人提供热情、细腻的感情支持时、往往感到不自在


资料来源:Re printed with pen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





人格


人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比如依恋类型和性认同差异)会受经验影响,历经岁月会发生变化,但也有些个体差异却更为稳定和持久。人格特质会影响人们一生的人际交往行为(Roberts et al.,2007),人格特质较稳定,长期也只会缓慢地变化(Roberts & Mroczek,2008)。

研究者已经发现一些能概括世界上所有人的核心特质(McCrae & Costa,1997),大部分核心特质会影响人们人际关系的质量(见专栏1.4)。积极方面看,外向、随和和尽责的人比在这些特质上得分低的人拥有更丰富、更愉快的人际关系(Malouff et al.,2010)。外向的人坦率开朗,随和的人善良友好,他们往往招人喜爱。尽责的人努力工作,做事有条理,他们往往会墨守成规,因而他们在高中并不太受人欢迎(van der Linden et al.,2010),但他们长大成人后,能成为值得依赖、信守承诺的亲密伴侣。“尽责心不够的人会透支他们的信用……取消计划、怨天尤人、疏懒嗜睡、违背承诺”(Jackson et al.,2010,p.507),因此他们往往是不可靠的伴侣。



然而,大五特质中最重要的却是那个有消极作用的特质:神经质(Malouff et al.,2010)。神经质的人容易发怒和焦虑,这些不良倾向往往会引起人际摩擦、悲观情绪和争执(Suls & Martin,2005)。的确,一项对300对夫妇历经4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生活满意和幸福的程度10%可由他们订婚时的神经质得分来预测(Kelly& Conley,1987)。神经质越弱的夫妇越幸福。每个人都有好日子和坏日子,但有些人的坏日子好像特别多(好日子特别少)——这些不幸家伙的亲密关系很可能非常糟糕、令人失望。

与大五特质一起影响人际关系的还有其他更特殊的人格变量,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现在请注意,人格影响人际关系的程度远大于人际关系影响人格的程度(Asendorpf & Wilpers,1998)。例如,人们是否会结婚,似乎有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Johnson et al.,2004)。某些先天的人格特征可能让人晚婚,而且这种倾向不大会受到他们后来经历的影响。然而,即便是顽固的人格特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Lehnart et al.,2010)。不满意和糟糕的人际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焦虑和神经质,而热情、有价值的伴侣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随和、平易近人。但这些影响是微弱的,人际关系对我们即将考察的最后一个个体差异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就是: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评价。





自尊


大多数人喜欢自己,也有人不喜欢自己。对自我的评价构成了自尊(selfesteem)。如果对自己的能力和特质持正面评价,自尊水平就高;如果怀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Crocker & Luhtanen,2003),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有益身心(Swann & Bosson,2010)。

但人们是怎样喜欢上自己的呢?具有启发性的主导理论认为,自尊是人们的主观计量器,即“社会关系测量仪”(sociometer),可以测量我们人际关系的质量(Leary& Baumeister,2000)。如果他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喜欢自己;如果他人积极地对待我们并看重与我们的关系,自尊水平就高。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别人的关注——如果别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是否会介入他们的生活——自尊水平就低。根据社会测量理论,自尊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因为自尊是满足我们归属需要演化而来的机制。这种观点认为,因为生殖成功取决于能否待在部落里以及被他人接纳,所以早期人类对能预示他人拒绝的任何排斥信号都变得敏感起来。自尊就成为心理测量器,提醒个体警惕他人拒绝接纳自己,他人的厌恶和冷漠会逐渐使个体讨厌自己(Leary,2010)。



这一观点和我们对自尊起源和运作特点的了解非常一致(Leary & Baumeister,2000)。毋庸置疑,假设人们认为自己对异性有吸引力,则自我感觉就会良好(Brase& Guy,2004)。我们从他人那里感受到的尊重明显地影响到随后的自我评价(Stinson et al.,2010)。详而言之,人际拒绝会损害人们的自尊,而其他沮丧事件则不会。研究者的一个巧妙实验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参与者相信自己会被一个吸引人的小组开除,开除方式要么是随机抽取,要么是被组内成员投票开除(Leary et al,1995)。即使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好结果,投票拒绝比随机拒绝让被拒绝者感觉更糟糕。有意思的是,有他人目睹的公开事件比私人事件(事件完全一样,只不过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对自尊的影响更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许多领域自我评价似乎极大地受到我们所以为的他人看法的影响(Koch & Shepperd,2008),这一点全世界亦然(Denissen et al.,2008)。

进一步的证据是,我们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如果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要喜欢自己非常困难(的确,这样做很不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长期处在低自尊的人就会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

有时,非常不公平。有些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成了糟糕人际关系的牺牲品。尽管他们招人喜爱,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却因为他人的苛刻对待产生了低自尊。当这些人进入伙伴更友善、更欣赏的新人际关系又会怎样呢?他们接受到的新反馈能否慢慢提高他们的低自尊呢?

这却未必。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有时低估伴侣对他们的爱,以致损害亲密关系(Murray et al.,2001),还觉知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伴侣忽视(Murray et al.,2002)。请看表1.3。自我评价低的人很难相信伴侣会真正深深地爱着自己(Murray et al.,1998),结果,他们往往都对持续的爱情不乐观。低自尊者“即使处在亲密关系之中也往往(毫无根据地)认为伴侣对自己的感情非常不可靠”(Holmes& Wood,2009,p.250)。这又使他们对伴侣偶尔糟糕的情绪反应过度(Bellavia & Murray,2003);与高自尊者相比,他们会感到更多的拒绝,遭受更多的伤害,变得更容易发怒。这些痛苦情感使他们更难建设性地行动,以应对臆想中的危险。当亲密关系出现挫折时,自我评价高的人却能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努力修复亲密关系,低自尊的人则防御性地把自己隔离起来,生闷气,乱搞一通(Murray,Bellavia et al.,2003),还觉得自己更加糟糕(Murray,Griffin et al.,2003)。

表1.3 伴侣怎么看我



默里(Murray,2008)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变得依赖他人时总要冒很大的风险。与亲密伴侣的紧密联系让我们享受到支持和关心的丰厚回报,但如果发现伴侣不值得信赖,也让我们容易受到背叛和拒绝的极具破坏性的伤害。高自尊的人因为对伴侣给自己的爱恋和关心充满信心,即使亲密关系出现困难也能和伴侣拉近距离。相反,低自尊的人则持续地怀疑伴侣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所以一旦关系变糟就从伴侣身边离去,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默里指出,我们都需要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保护间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总把他们脆弱的自尊心置于亲密关系之上。

结果是,低自尊者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他们错误地以为爱情之路上的磕磕碰碰是伴侣拒绝承诺的不祥之兆。然后,又表现出令人反感、自我打击式的伤害和愤怒,完全隔断了自己渴望的伴侣的安慰。相形之下,高自尊者对同样的小磕绊完全不以为意,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接纳和正面评价。最终的结果非常不幸,低自尊一旦形成后就很难克服;即使结婚10年后,低自尊的人仍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伴侣不如恩爱夫妻那般爱恋和接纳自己(Murray et al.,2000)。

因此,低自尊好像既来自人际关系,又影响着随后发生的人际关系(Carmichael et al.,2007)。我们的自我评价似乎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我们与他人交往的质量。这种自我评价影响着随后与新伴侣的交往,新伴侣又进一步证实我们人际关系的价值。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来自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并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后续发展。





人类本性的影响


在考察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个体特征之后,现在可以讨论人际关系中一些更基本的、反映人类共有的动物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演化的作用,演化历经无数代塑造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地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Confer et al.,2010)。

演化心理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使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Flinn & Alexander,2007)。你或许听过自然选择,它指动物比其他同类更能有效地应对天敌和环境挑战(如食物匮乏)的天赋优势。性选择意味着能更成功地繁殖后代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演化和适者生存一点也没关系。你死还是生并不是个问题。演化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Ash & Gallup,2008,p.313)。

这种观点认为诸如归属需要这类动机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赋予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某种繁殖优势。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可能比那些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到了一定程度时,与他人交好的愿望就具有遗传性(现在就是这样,Tellegen et al.,1988)。性选择使得归属需要越来越普遍,生下来就没有归属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与这个例子一致,演化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有利于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Confer et al.,2010)。

第二个假设,演化心理学认为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临着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2010)。因而,除了在那些不同、特异化的行为方式上(这种行为方式能更好地接近异性和提升后代的生存优势)存在性别差异外,男女双方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应该很相似。这样的情况存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两个设问:

假如某男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会是多少个孩子的父亲?(答案当然是“很多,或许多到100个。”)

假如某女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能生育多少个小孩?(可能只有1个。)

显而易见,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够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绝经前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生养孩子上的养育投入(parental investment)的生物学差别,引起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Geary,2000)。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性情稳定,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Kenrick et al.,1990),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Schmitt,2005)。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另一个繁殖上的性别差异是女性总是能确知某个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paternity uncertainty)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会忠于他,否则他不可能绝对确定伴侣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Buss & Schmitt,1993)。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女人的不贞行为比男人少(Tsapelas et al.,2011),男人对于红杏出墙的威胁分外警惕,这一点较女人为甚(Schutzwohl,2006)。这种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演化学的观点还能用来解释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的不同(Buss & Schmitt,1993)。男女双方在短期的艳遇和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中所追求的异性的特征存在差别。详而言之,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更嗜好与多个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后,也比女性更早地发生性关系(Schmitt,2005)。结果是,男人在猎艳时,看起来性感且“容易”得手的女人特别有吸引力(Schmitt et al.,2001)。然而,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常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性关系中放荡的女子是最理想的目标(Buss,2000)。男人还常常追求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男人想确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时,比女人更看重外貌,随着年纪增长,老男人更加喜欢与更年轻的女子结婚(Kenrick & Keefe,1992)。

女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尤其是发生婚外情时(Greiling & Buss,2000)——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强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但当评价有潜力的丈夫时,都把经济前景作为首选,有稳定和较高收入和资源的男人想必能给她们的孩子带来安全的成长环境,即使这些男人并不是备选丈夫中最性感的家伙(Gangestad & Simpson,2000)。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伴侣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Buss,2012)。

通过识别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来描绘人类的本性,是演化学观点最令人信服的方面。实际上,我刚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长相,女性珍视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也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到证实(Buss,2012)。 [7] 然而,演化学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文化不重要。

的确,演化心理学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文化的变化比演化快得多(Kanazawa,2010)。所以,人类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模式在远古时期具有适应意义,但这些遗传下来的行为倾向并不全都适应于我们今天居住的现代环境。例如,穴居的原始男性如果尽可能地与每一个可能的女伴交配,他的繁殖就可能更成功。但现代男性不太可能做到了:仅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我们就看到(1)生殖技术的发明(例如避孕药)能让女性完全掌握自己的生育行为;(2)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致命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如今,对于男人而言,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望可能不如数百万年前那般具有适应意义了。可以想见,现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为成功,只有表现出更多的兑现承诺的能力和忠于一夫一妻,以鼓励伴侣为他怀孕。但人类种族仍在演化,性选择最终会偏利于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行为风格,但这种适应又将经历数千代的时间。(那时我们的文化又将怎样变化?)

因而,演化心理学的视角针对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Eastwick,2009):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很久以前都是有适应意义的。我们并不是机械执行基因指令的机器人,我们所有人并不相同(Michalski & Shackelford,2010),但我们确实还继承了由后天环境启动的习惯性反应。而且,这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我们现代的情境。行为产生于个人和情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但人类的某些共同反应则是人类本性自身演化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遗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迹。某些遗留下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源自我们的远祖,在现代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这些遗迹不可磨灭地刻入了我们的性格(Winston,2002,p.3)。

这种富有争议性的观点既得到了赞扬又引来了批评。一方面,演化学的视角促进了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大多数发现还和演化学的观点一致(Buss,2012)。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性起源的原始社会环境的设想必然带有猜测性。此外,对许多有争议现象的解释,演化学模型并非惟一合理的。例如,妇女在选择伴侣时必须比男性更谨慎,也的确是因为社会文化通常不允许女性掌握经济资源(Wood & Eagly,2007);可争论的观点是,妇女必须关心配偶的钱袋子,因为她们自己很难赚到男人那么多的钱(Wood & Eagly,2002)。如果赋予女性和男性同样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述性别差异就可能大大减小了(Eagly & Diekman,2003)。

无论如何,在人际关系中的确存在一些引人注意的模式,它们出现在世界各地,与文化无关,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陆续谈到。无论人类本性是演化而来还是文化创造(或兼而有之),它的确存在,而且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的最后一个构成要素是两人之间的互动。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到的还是人际关系中个人所特有的经验和人格,现在得承认人际关系常常大于它各部分相加的总和。人际关系由每一个参与者的经历和才能组合而成(Robins et al.,2000),这些总和也许比构成它们的个体简单相加要大得多。化学家常常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把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氢和氧)就得到化合物(如水),这个化合物与组成它的任何部分都不一样。类似地,两个人创造出的人际关系来自于每个人的贡献,但它也许与这两个人其他的人际关系不太相似。

就拿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来说。即使你是个安全型和可信赖的人,毫无疑问你对某些人的信任远超另一些人,因为信任是双向的过程,同时受到你和伴侣双方性情的影响(Simpson,2007)。而且,它来源于你每天和伴侣不断付出以及不断接受的动态过程;信任是流动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事物,它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时起时落。

每种亲密关系都像这样。就个体而言,伴侣各方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情绪的波动,健康和精力的变化;那么当他们互动时,他们彼此的相互影响就可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结果。当然,长此以往,明确而清晰的互动模式就能区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类型(Zayas et al.,2002)。但是在任一特定时刻,人际关系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它是人类复杂互动活动变化的结果。

总之,人际关系是由多种影响因素构成的,其范围从当前文化的流行时尚到人类种族的基本属性,非常广泛。在这些一般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很多个体独有的影响因素如人格和经验,它们有些是习得的,有些是遗传的。最终,两个来自同一星球,但在很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差异的人,开始了他们的互动。互动的结果或许令人沮丧,或许令人满意。但这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总是让人着迷,这就是人际关系的构成。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本章开始时我就强调了亲密关系对人类的价值,所以为公平起见,在本章结束之际我得承认亲密关系也有一些潜在的代价。我们需要亲密关系(没有它我们会备受煎熬),但有时我们和他人打交道也会带来不幸和痛苦。的确,人际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令人失望,很多书就是针对人际关系的缺陷而写的(Cupach & Spitzberg,2011)!当人们与他人接近时,可能害怕自己最在乎的秘密被人揭露或利用。他们还可能担忧伴随相互依赖而来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的丧失(Baxter,2004)。他们或许还担心会被自己所依赖的人抛弃。他们认识到人际关系可能存在欺骗,人们有时还会混淆了性和爱(Firestone & Catlett,1999)。实际上,大多数人(56%)在过去的5年中人际关系都曾陷入困境(Levitt et al.,1996),这些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我们讨论完依赖类型后,你或许就意识到,有些人更害怕亲密关系(Greenberg & Goldman,2008)。的确,有些人总是担忧别人会拒绝他们,忧心忡忡地等待亲密关系的破裂(Romero-Canyas et al.,2009)。但无论我们的担忧是臆想或现实的,我们都有可能经历人际关系带来的意外的、令人沮丧的伤害(Miller,1997b)。亲密关系中失望和烦恼的恶果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Whisman et al.,2010)。

那么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呢?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我们需要彼此。没有与他人的亲密联系,我们就会枯萎和死亡。人际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它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你现在阅读这本书,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在下面的章节中能更好地帮助你理解亲密关系。





请你思考


马克和温蒂大三的时候在校园相识,他们很快发现彼此很喜欢对方。温蒂漂亮、非常有女人味还相当温顺,而马克在他们第二次约会时就勾引温蒂上了床,对此马克沾沾自喜。温蒂着迷于马克的个人魅力,因为她总是有点不自信,怀疑自己的优点。温蒂感到非常兴奋,能有一个强势、有非凡魅力的男人为她吸引。在大四的时候他们开始同居,毕业6个月后就结婚了。他们的婚姻状况保持了传统的伴侣关系,孩子还小时,温蒂就待在家里照看,马克则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他在职场成功了,加过好几次工资,但温蒂觉得丈夫爱工作胜过爱自己。她希望丈夫能多和她聊聊天,而马克则希望妻子节食减肥并照料好她自己。

据你看来,马克和温蒂婚姻生活的前景怎样?如果他们10年后还在一起会有多快乐?为什么?

[1] 此处及下文的统计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U.S.Census Bureau,其网址为:www.census.gov)、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其网址为:www.cdc.gov/nchs)、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其网址为:pewsocialtrends.org)以及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其网址为:www.prb.org)。

[2] 这一事实可能令人沮丧,但你拥有幸福婚姻(假设你选择结婚)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都要大。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你对关系科学的兴趣很可能极大地促进你的亲密关系。

[3]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真理,关系科学却发现未必如此。这类例子表明对亲密关系谨慎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无知并非福。亲密的伴侣关系是复杂的,在常识观点和民间智慧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准确的科学信息尤其对我们有益处。

[4] 请不要跳过本书的专栏,这些专栏都值得你用心阅读,相信我。

[5] 这里给出的是美国数据。在其他国家,安全型依恋比其他三种依恋任何一种类型都更普遍,但并没有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总人数多。所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安全依恋的人比安全依恋的人更多(Schmitt,2008)。

[6] 这里d值的计算方法是,把男女平均得分的差值除以每一性别内的平均数差异(即男女得分的标准差)。计算出的d值可以比较性别差异和男女组内差异孰大孰小。

[7] 这里请你复习一下本章前面学习过的性别差异。两性在喜爱外貌长相和金钱收入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不关心外貌,男人不关心金钱。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男人和女人大都渴望同样的事物,如爱侣的热情、稳定的情绪、慷慨的关爱等。上述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人们并不愿意以牺牲两性都渴望的其他有价值的特质为代价去片面地追求长相和金钱(Li,2008)。最后在结束脚注前,你是否清楚父母不同的养育投入可能会增大我们刚刚提到的两性差异?仔细思考一下,第3章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第2章 研究方法


我敢打赌,研究方法的章节可能会令你畏惧。你可能认为它们是阅读“精彩内容”之前的鸡肋。比如,爱情、性爱和嫉妒等都是吸引人的主题,而实验设计和程序却不是你关注的内容。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对于正确理解人际关系科学十分有必要。举例来说,与其他领域相比,在人际关系方面似乎有更多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的所谓专业人士吸引着你的眼球(Stanovich,2004)。在书店里或者在网络上,充斥着指导人际关系发展的各种建议和意见,大部分所谓的专家根本就没有研究过人际关系,他们要么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得出结论,要么直接凭空虚构(Honeycutt,1999)。如果你能辨析真实可信的科学结论和小道传播的经验之谈,就能避免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而且,人际关系学中的错误信息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其他科学。比如说,对天文学上黑洞性质的错误认识不太可能使人做出危及自身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错误地报告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其危害将是真实而具体的。人际关系研究的结果的确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Bradbury,2002)。

的确,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对你私人生活的影响将超过你所读的大部分其他书籍。因此,你应该责无旁贷地做一名见识广博的读者,从而能分辨确凿的事实和虚浮的奇谈。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在本章看到的,探讨某个特定研究课题的方法很多,各有利弊。严谨的科学家会系统而认真地收集和评价各种信息,但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能得出绝对明确的答案。要深入理解人际关系,需要综合许多研究的结果,需要以明智而审慎的态度评价和辨别不同的信息。本章将介绍人际关系总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历史,这有助于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里我们只介绍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帮助你判断哪些证据可以接受,哪些则应该存疑。我希望你在读完本章后,能分辨出有实用价值的研究结果和无用的趣闻轶事或臆想。要想更详细地学习研究方法,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如Robins et al.,2009;Leary,2011)。





关系科学研究简史


早在1687年,牛顿就发现了物理学的基本规律。生物学和化学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系统地研究人类人际关系却是科学界最近的创举。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研究人类亲密关系的科学家都还健在!这可不是件小事。因为人际关系科学只有短暂的历史,并不如大多数其他科学那样广为人知,更别提人们对它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了。在大学院校和学术机构之外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这门新兴学科在过去45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直到20世纪中期,仔细思考人际关系的主要是哲学家和诗人。他们有许多看法(我们大家难道不是一样),但这些观点也仅仅是个人之见,很多还是错误的。因而,行为科学家首次对真实人际关系所进行的实证观察可谓重大的进展。我们可以说,关系科学始于1930年代,当时有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研究,如对儿童友谊的研究(参见Moreno,1934);求爱和婚姻的研究(参见Waller,1937)。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之后,一些重要领域的研究赢得了社会的注意和尊重,如怀特(Whyte,1955)的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研究,费斯廷格、沙赫特以及巴克(Festinger,Schachter,Back,1950)对大学寄宿生友谊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际关系科学在整个科学领域中研究的激增,关系科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引起广泛关注的学科。

在此期间,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进展是社会心理学对实验室研究的重新关注。为求精确地获得明确的结果,研究者开始研究他们能够控制和操作的影响人际关系的特殊因素。例如,伯恩和同事(Byrne & Nelson,1965)所做的一项著名的研究,考察了态度相似性对喜欢他人的影响。研究者要求参与者仔细阅读一份态度调查表,并告诉参与者调查表是由隔壁房间的陌生人填写的;然后要求参与者报告喜欢这个陌生人的程度。参与者并不知道研究者在调查表上做了控制,调查表要么和参与者自己的态度一致,要么不一致(参与者的态度倾向稍早已经测评过了)。这种对态度相似性的处理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态度一致比不一致更能让参与者喜欢陌生人。

这类实验程序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实验来了解影响人们喜欢他人的因素,实验方法的严谨性也能满足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精简和明晰的要求。伯恩等人对人际吸引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并开始推广开来,第一次使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现在看来,这些研究在表现现实人际关系的天然复杂性上做得并不好。伯恩实验中的参与者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与那个填写调查表的陌生人遇到过或者交往过。的确,在伯恩的实验程序中,参与者与陌生人谋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陌生人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不存在的陌生人”的实验程序里,人们只是对一张纸上的各项内容打钩或打叉,他们也是研究中惟一真正的参与者。研究者测量的人际吸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伯恩和同事是为了有力地得出研究结论,才选择这一实验方法,把人际关系研究局限在一个精心控制的方面(即态度相似性)。然而,他们创设的实验情境相当僵化,参与者缺乏与陌生人第一次会晤时面对面交谈的那种即时性和趣味性。

但是不要低估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它们表明对人际关系也能进行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还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它们第一次真正地使同行的专家学者们注意到人际关系科学。此后的几十年,经过家庭学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际关系学已经成长和发展为一门包含复杂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今天的人际关系学:

● 经常从社会各阶层抽取不同的人群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 考察家庭、朋友和爱情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关系;

● 经常对这些人际关系做长期研究;

● 既研究人际关系令人愉快的一面,也研究消极的一面;

● 经常在自然状态下追踪人际关系。

以下是人际关系领域所做研究的一些例子:

● 在美国西北大学,芬克尔和同事(Eastwick et al.,2010)进行了“速配约会”研究,研究中的单身人士可以轮流和10位可以约会的异性伙伴短暂交谈。参与者有4分钟与人谈话的时间,研究者记录他们在交往中的反应,然后参与者开始与下一个异性接触。约会可能成功,因为如果交谈的双方表示愿意再见到对方,就可约会见面。研究者给了他们一个网址以便交流信息。这样研究者也能考察人们在追求新的伴侣时产生浪漫爱情的影响因素(视频请观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4hOKtyQMZeE)。

● 在阿灵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和同事研究了人们自发的即兴交往过程(这些人刚刚才认识)。他们把参与者安排在一张舒适的沙发上待上几分钟,同时用隐蔽的摄像机拍摄下他们的谈话场面(Ickes,2009)。摄像机隐藏在通过大厅的另外一个房间里,即使你直接面对着它也觉察不到(见图2.1)。然后研究者邀请参与者到放映室观看他们交往的录像带,并报告在交往的每一个关键点自己心中的感想(包括认为对方是怎么想的)。这种方法能客观地记录交往过程,并获取参与者的想法、情感以及对对方的知觉(实验室网址: http://www.uta.edu/psychology/faculty/ickes/social_lab/)。




图2.1 威廉·伊克斯在阿灵顿德克萨斯大学的实验室平面图


研究中的参与者将被单独地留在图(1)的沙发上——在宽敞的房间内惟一能坐的地方。麦克风藏在图(2)的咖啡桌下,参与者看不到的摄像头藏在图(3)的房间内来记录他们谈话的场面。随后,参与者可以在独立的放映室[图中(4)和(5)]观看录像带,同时说出在他们交往时的所思所想。

● 在亚利桑那大学,马赛厄斯·梅尔(Matthias Mehl)和同事给参与者装备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录音机,以获取他们白天的社会生活片段(Mehl & Robbins,2011)。这种微型设备一天能记录参与者身边发生的各种声音70次,每次持续30秒。从这些记录的声音可以判断参与者独处及交往的次数,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还是起了争执。这种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参与者自然展露的真实生活(在以下网址你可以录下自己的声音:http://dingo.sbs.arizona.edu/~mehl/EAR.htm)。

● 在西雅图(http://www.gottman.com/research/family/),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同事们邀请一些已婚夫妇去一个舒适的环境,在那里夫妻们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重温引起他们上次争吵的冲突。他们知道现场会进行拍摄,但片刻后就忘记摄像机的存在而专注于两人的互动上。研究者甚至对参与者进行了诸如心率和皮肤电反应的生理学测量。戈特曼等人不辞辛劳地分析观察到的生理的、情感的和行为反应方面的即时数据,从而能以93%的精确性来预测数年后这些夫妇的婚姻能否持续(Gottman & Levenson,2000)。

● 奥布琪和威若夫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岁月”(Early Years of Marriage,EYM)研究项目中(Birditt et al.,2010),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了1986年结婚的199对白人夫妻和174对黑人夫妻,自结婚后每隔几年就进行回访。此一研究项目特别关注社会和经济条件对人们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到了2002年,此项目已进行了16年,有36%的白人夫妻和55%的黑人夫妻已经离婚了(Orbuch & Brown,2006)。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者追踪了所有婚姻从起始到结束的过程(访问此一研究项目的网站:http://projects.isr.umich.edu/eym/)。

希望你能被这些研究方法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和丰富性所打动(我就是)!虽然这些研究方法引人注目,但对于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现状而言,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际关系科学虽然年轻,在全世界却有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成千上万的学者投身其中,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发表在各种人际关系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如果你是大学生,你可能看到过这类期刊:《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会和人际关系杂志》以及《人际关系》。你也可以在国际人际关系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hip Research,最大的国际性人际关系学家组织)查阅最新的人际关系研究资料,其网址是:http://www.iarr.org。





问题的提出


这些学者是如何研究人际关系的?任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提出问题。像人际关系这样一个领域,一些问题来自于个人经验。人际关系研究者与其他科学家相比,更能异常方便地接近他们的研究课题;他们自己在亲密人际关系中的经验能提醒他们注意某些重要的过程,有时候他们还阴差阳错地掉进了自己曾力图避免的陷阱中(Miller,2008)!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能提示他们某些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比如,美国离婚率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激增引起了对离婚现象的大量研究,正如社会学家注意到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

问题也可能来自先前的研究:为回答某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还有些问题来自那些想要对关系事件提供解释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既能解释已有的事实,又能做出新的预测,而研究的目的通常是检验这些预测。亲密关系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来自所有这些根源:科学家把他们的个人观察、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前人研究的了解以及他们自己的理论视角结合在一起去挖掘要回答的问题(Fiske,2004)。

问题本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科学家可能尝试对某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自然发生过程进行描述。这种情况下,科学家的目标是尽可能全面和精确地描述事件的性质。另一类是,研究者要确定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以确定哪些事件对随后的结果有显著影响,哪些没有影响。对所有主持研究和参与关系研究的人而言,这种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目的,有辨别力的读者应该判断出这些研究的原本目的。如果某项探索性研究主要是为了描述新发现的现象,我们不应因为它确定不了该现象的因果联系而去苛评,这些是第二步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出现的现象是什么。第二,更加重要的是,有思想的读者要抵制诱惑,不要试图从以描述为目的的研究中得出因果联系。只有某些特定的研究设计才能让我们洞察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聪明的读者不要匆忙得出研究结果并不支持的虚假结论。本章稍后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参与者的选取


那么,人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该怎样选取?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招募参与者。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容易接触到的任何人,只要他们同意参加实验,这种方法叫方便取样(convenience sample),因为它(相对地)方便研究者获取参与者。研究亲密关系的大学教授常常以大学生为研究的参与者,参加研究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生的课程作业。研究者还会通过大众媒体或者当地的社区组织来招募参加研究的志愿者。虽然有时参与者需满足一些特点(例如研究需要那些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正在约会的恋人),但研究者利用方便取样通常能轻松地得到研究的参与者。

相反,采用代表性取样(representative sample)的研究项目要努力确保参与者大体要与研究的整个总体相似。例如,对婚姻真正有代表性的研究必须包括所有已婚人士——涵盖所有的年龄、国籍和社会经济水平。这很难做到,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些同意参加研究的参与者和不愿意参加研究的人可能存在某些差异(见48页专栏2.1)。不过,有些研究中的(志愿者)样本能代表某个国家或特定人群的成人总体。那些能够放到网络上进行的公开研究,比在大学校园或者某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能吸引到更加多样化的庞大样本(Gosling et al.,2010)。

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寻找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代表性样本比方便样本更好。采用方便样本常常有一个缺陷,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很特殊,只适用于与我们的参与者(如某个大学的学生、某个地区的人)相似的人。虽然全世界都在进行关系科学的研究,但本书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特定的文化,即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相对富裕和民主的文化,所以研究参与者都显得有点怪异。(明白了吗?)事实上,来自“怪异”文化的人与落后国家的人相比,行为有时的确存在差异(Heinrich et al.,2010)。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态度无疑存在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的研究者所考察的许多过程非常基础,人口统计学上不同的人群在基本的人际过程上可能并不存在过大的差异:比如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外在美的判断标准是相似的(详见第3章)。就考察人们交往基本过程的研究而言,由于其基础性较强,采用方便样本也无不可。

让我们看一个特例。1978年拉塞尔·克拉克(Russell Clark)派出男性和女性助手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里闲逛,碰到异性的学生就发出邀请。他们各自接近毫无戒备心的学生,并从三个邀请问题中随机选一个(见表2.1)提问;有些助手只是提出约会的要求,而另一些助手则直接要求发生性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没有女性接受来自陌生人的性要求,但75%的男性接受了性要求——这比接受约会要求的人还多!

表2.1 “今晚能和我上床吗?”



这一研究结果如此惹人注目,但那又怎样?该项研究只使用了大学校园的一个小方便样本。或许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男生比一般男性有更强烈的性渴求。实际上,克拉克连发表这项研究都很困难,因为评审人看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所以,在1982年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再一次进行了这项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重复进行的这项研究,得到同样的结果(Clark & Hatfield,1989)。

嗯,为什么还有问题?已经是4年之后了,但这套实验程序仍然在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进行。对这个案例你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找出若干条理由,说明为什么结果只能限定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



我们先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项研究。先不要对那些同意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佛罗里达大学男生或者其他地方男性的人数比例大惊小怪。这种特定的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别。然而不要无穷无尽地批评,或者更糟糕地,完全否定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Clark & Hatfield,1989)的研究结果。我们既要认识到他们研究的局限性,又不要疏忽问题的关键:男性一般比女性更能接受偶然的性关系。如果有人发出实际的要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陌生人的性邀请。而且,这正是最近对世界各国20 000多名参与者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Schmitt & the International Sexuality Description Project,2003),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正是发现这种性别差异的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们的方法简单,样本也有局限性,但他们的确发现了新事物,他们的实验程序探测到了确实存在的人类行为基本模式。 [1]

当然毫无疑问,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的研究并不完美。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只要审慎而又公正地来考察他们的结论,即使像这样采用方便样本的小研究对人际关系科学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代表性样本能确保研究结果应用的广泛性,但代表性样本较难获得,而且成本很高。即使研究者能接触到代表性样本中的人群,他们也支付不起参与者报酬和各项其他支出,因为大多数参与者不仅仅只回答几个简单问题。




代表性样本中的人群反映了研究者想研究的总体人群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某些特征(性别、年龄、种族等)。

人际关系学经常出现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必须做出选择,但没有一个选项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正确理解就依赖于采用各种不同方法进行研究而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知识(Reis,2002)。这里,多样性就是财富。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某个特定的课题。任何单一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不足,但这些缺点却能为另一项研究所弥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研究,每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趋近某个问题,我们就能逐渐地描绘出事实真相。作为人际关系科学的明智读者,你应该尝试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的。再次提醒你,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有价值的。智慧需要时间的历练,但真理就在不远处,我们正不断地向它靠近。





研究的设计


既然提出了研究的问题并获得了一些参与者,我们就需要安排一种观察方法来解答我们的问题。这部分内容要介绍关系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几种不同的研究设计。





相关设计


相关(correlation)能回答这样的问题,“X和Y这两个事件在一起变化吗?也就是说变量X和Y有某种关联吗?”。表示相关程度的数值即相关系数在-1.00和+1.00之间。相关值越大(绝对值),两个事件联系就越紧密。如果X和Y完全正相关(这意味着他们一起上升或降低——即X上升时Y也上升,Y下降时X也下降),相关系数就等于+1.00。如果X和Y完全负相关(也即他们按相反的方向变化——X上升时Y下降,X下降时Y上升),相关系数就等于-1.00。如果X和Y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就是0。这些相关模式的例子见图2.2。

两个事件是否一起变化,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普遍。考虑下面这个问题(第3章会解答):具有类似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人们是否倾向于喜欢彼此呢?此类问题的相关研究一般会评价伙伴们在自然条件下知觉到的相似性和吸引力,并不会对配对伙伴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干预或影响。研究者会仔细测量参与者的情感,从而发现相似性和吸引力之间的可靠关联,帮助我们理解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伙伴感到满意的原因。

另一方面,即使在吸引力和知觉到的类似性之间存在相关,仍有很多信息我们并不知道。的确,很多读者经常错误地理解相关设计得出的研究结果。相关只告诉我们两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会相关。相关并不能表明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当你得出相关结论时,当心不要推导出其他没有根据的结果,相关只是相关;相关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因果关联。这里给出三条简单明了的可能性:

● X可能引起Y——在相似性和吸引力的例子中,知觉到的相似性可能引起了更多的喜欢。

● Y可能引起X——可能是喜欢上某个人让我们认为自己与他有许多共同点。




图2.2 相关模式

● 其他影响因素,第三方变量可能同时引起X和Y,X和Y之所以相关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两个事件X和Y可能对彼此没有一点影响,而是其他影响因素,如他人的俊美长相,致使我们喜欢他们,并且认为他们和我们非常相像。

当X和Y存在相关,上述三种可能性以及许多其他更复杂的结果都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得到的只有相关,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两个事件存在关联。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因果联系涉及哪些因素。 [2]





实验设计


如果有可能,考察因果关系更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实验设计。实验(experiment)提供了原因和结果的最直截了当的信息,因为实验者创造并控制了他们要研究的条件。在真正的实验中,研究者有意操作一个或多个变量,并把参与者随机分配到这些预设的不同条件下,从而观察这些条件变化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因而,实验不会问“X和Y是否一起变化”,而是问“如果我们改变X,Y会发生什么变化”。

让我们重新看看伯恩对态度相似性和吸引力的经典研究(Byrne & Nelson,1965),以阐明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差别。假如伯恩只是测量同伴的态度和他们喜欢彼此的程度,他会得出相似性和喜欢程度存在正相关,但他不能确定为何它们有关系。

伯恩于是做了一个实验。一旦参与者来到实验室,伯恩会以投掷硬币的方式来随机确定参与者遇到的是一个与自己类似的人,还是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控制了伙伴的相似程度,这也是这两种条件下参与者的惟一差别。利用这种实验程序,如果伯恩观察到参与者对相似的陌生人表现出更多的喜欢,就可以合理地推导出:更高的一致性引起更多的喜欢。为什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参与者是随机分配到这两种实验条件下,所以喜欢程度的差别不能归之于每种条件下个体的差异;平均来看两组参与者是一样的。而且,参与者除了和陌生人在相似性上有明显差别外,他们在实验中的程序全部是一样的。伯恩观察到的行为差别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相似性引起人们的喜欢。他的实验清晰地展示了被操纵的原因(态度相似性)对结果(喜欢程度)的显著影响。

实验比其他设计能更清晰、更精确地测定因果联系。如果实验控制得好,就能清晰地揭示因果联系。那么,为什么研究者还要进行其他设计?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验者必须能够控制和操纵他们要研究的事件。伯恩能够控制参与者所接收到的关于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信息,但他操纵不了亲密关系中的其他重要因素。我们也做不到。(你怎么去创造一段在实验室发生的浪漫爱情体验?)在一些无法控制的事件上不能采用实验设计。

所以,相关设计和实验设计各有自己的优势。采用相关设计,我们能研究现实世界中引人注目的事件——亲密关系的承诺、火热的爱情、不安全的性行为——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采用实验设计,我们能考察因果联系,但我们研究的事件范围有限。再次强调,没有完美的研究设计——这也是用不同的研究设计、从不同方面研究同一个课题的又一原因。





发展性研究设计


发展性研究设计研究行为或事件随时间而改变的方式。发展性研究设计主要有三种类型。

横断设计

最常见的发展性研究设计是横断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即比较处在不同人生阶段或者不同年龄人的发展过程。例如,如果我们要考察在婚姻的不同阶段导致离异的危险因素,我们可以询问那些有着不同婚龄的离异夫妇的主要抱怨。我们或许会发现婚姻持续的时间和离婚原因之间的关系。

正如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横断设计是相关设计,所以我们要当心从中推导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那些婚龄25年的夫妇和婚龄只有5年的夫妇,我们比较的就不仅是婚龄不同的人,我们还比较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两者相差20年。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对婚姻的抱怨并没有随着年岁而变化,他们的担忧也许只是反映了他们结婚时的时代差异。

正如你所看到的,从横断设计得到的相关总会受到某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参与者所经历的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事件。只要人际关系研究的结果涉及年龄,我们就得质问结果究竟真的是年龄差异,还是不同年龄参与者的成长背景差异。

纵向设计

横断设计混淆了年龄和经历的相对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招募的参与者年龄一样,并长时期跟踪研究,那么参与者的经历相同但年龄在变化。这就是纵向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即对同一群人在一段时间里反复进行测量。如果我们既监测参加研究时新婚夫妇的抱怨,又监测继续参加研究的已婚多年夫妇的抱怨——正如奥布琪的婚姻早期岁月(EYM)研究项目(Orbuch & Brown,2006)所进行的——我们采用的就是纵向设计。




在横断设计中,研究者从不同年龄组的人获取信息。例如考察不同年龄的人对音乐偏好的差异,我们可以请20岁和60岁的人来评价不同的艺人。

这种设计与横断设计相比,在分离经历和年龄的影响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它们仍不完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仍然会混淆年龄和经历的影响。如果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夫妻为金钱发生的争执越来越频繁,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经济萧条时期收集数据,研究看似关注婚姻的时间发展变化,却可能反映暂时性的文化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文化影响对大多数未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婚姻根本没有影响!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也足够聪明,就可以把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结合起来以排除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选择两组参与者,平均年龄分别是20岁和40岁,然后对这两组人都追踪到55岁。如果在55岁时,两组参与者都表现出对婚姻类似的抱怨,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相信找到了婚姻发展的基本趋势。

当然,做这样一项研究并不轻松。实际上,要做这样一项耗时35年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困难。纵向研究设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参与者流失(participant attrition),即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变得越来越少。人们会搬家或失去联系,或变得很忙,或对研究感到厌倦而不愿意再继续参加研究。研究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问题就越严重。有些长期的纵向研究结束时,那些自始至终参与研究的人少之又少。的确,即使纵向研究开始时采用的是代表性样本,但当研究结束时就不再是了。

回溯设计

由于纵向研究与参与者保持联络比较困难,为什么我们不追踪事件的时间变化,问问人们过去的经历?当然可以,很多亲密关系的研究使用的就是回溯设计(retrospective design)。有时,回溯的时间很长(“你们结婚前最主要的争议是什么?”);有时回溯的时间相当短暂(“在过去的24小时内,你和配偶的交往有多愉快?”)。

回溯设计非常灵活。如果我们担心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影响,我们可以请不同年龄的人回想他们在某个相同年龄是否有类似的体验。的确,如果人们的记忆力完美,回溯研究会非常有用。不幸的是,回忆肯定不精确,并且如果询问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回忆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Frye & Karney,2004)。无论何时我们看到回溯研究报告,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报告内容是过去的清晰图像,还是受到近期事件影响的错误记忆。

总之,对发展性设计的了解支持了我们早先提到的观点:没有一种研究设计是完美的,但每种设计都有它的应用价值。发展性研究设计对时间推移的关注对于关系科学特别有价值。人际关系通常也是长期事件,我们需要理解关系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场景的选择


我们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现在已经提出了要研究的问题,招募了参与者,选择好了实验设计,我们还需选择一个场景来实施我们的研究。研究场景通常有:(1)实验室;(2)自然的日常生活环境,如一对夫妻的家里。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你现在正在习惯这些,不是吗?)实验室的优点是能有效地控制外在的、无关变量的影响。研究者能精确控制参与者要经历的体验,还能安排符合研究目的客观环境。自然场景的优点是参与者在日常的环境中感到舒适和放松,从而使研究者能了解更多的典型行为。这两种研究场景的优缺点恰好互补。实验室场景可能引发参与者的虚假行为,使我们对他们的典型行为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自然场景可能难以控制,充满与研究问题无关的干扰变量。

不论研究的场景在哪里,某些行为因为很少发生,或者让人痛苦,又或太过亲密(或三者兼而有之),很难进行研究。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是让参与者进行角色扮演(role-play),以便研究者了解某些行为——例如,参与者装作“好像”产生了妒忌心,或者发生争吵,或者试图诱惑他人上床。角色扮演的研究往往与真实场景相差很大。在一种极端情况下,请参与者阅读与要研究的行为有关的故事,并想象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戏剧脚本研究往往没有生活中的真实事件逼真生动,允许参与者以一种超然而从容的方式来演绎,这和真实事件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冲动性和情感反应差别很大。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模拟研究要求参与者扮演虚构情境中的特定人物。例如,研究者可能要求一对夫妇假装双方都感到很生气,然后观察他们的行为反应。这种研究方法参与者较投入,但他们仍然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假装。角色扮演研究在考察一些牵涉感情较深的问题时,不会违背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但人们可能是按自己所认为的、在这些情境中应该实施的方式来行动,而不是事件真正发生时他们将会实施的行动方式。再一次看到,这种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数据的性质


现在我们实际收集到什么类型的数据?我们记录的是他人对人际关系的判断和知觉,还是我们自己考察的某种特定的人际交往?两种最主要的测量是:(1)人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自我报告,以及(2)对他人行为的观察。我们还要考察这两种测量中的一些变量。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数据,对行为的测量应该同时具备心理测量学上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也就是说,我们测量到的事件真正是我们试图测量的(这就是效度);如果这些事件不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不同时间的测量结果应该一样(这就是信度)。





自我报告


亲密关系研究最普遍的方法是直接询问人们的体验。人们的回答就是自我报告(self-reports),自我报告的获取形式有很多种:书面问卷、口头访谈、非结构性的日记(参与者随时记录心中所想)等。这些技术的共同特点是参与者要把自己的体验告诉研究者——研究者并没有亲眼观察到。

自我报告得到的资料有着重要价值。举例来说,自我报告能让我们“走进报告者的内心”,了解外在观察者不易觉察的个人观点。自我报告的数据成本较低,也容易获得。研究者并不需要精密的仪器;他们只需要一些纸和笔及自愿的参与者。请思考一下表2.2中简短的自我报告测验:这七个问题能很好地评价人们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去问一些更详细的问题,或者采用其他的方法来区分快乐、满意的爱人和不很满足的伴侣,因为这七个问题直截了当,恰到好处(Hendrick et al.,1998)。自我报告的方法非常有效率,信息量丰富。然而(这可能没什么奇怪的了!)自我报告也可能出现一些潜在的问题。下面是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表2.2 爱情关系评价量表




资料来源:Hendrick,Dicke,& Hendrick,1998.

参与者对问题的解释

自我报告常在研究者给出指导语或者提问之后进行。如果参与者错误地理解了研究者的意思或目的,他们随后的自我报告就会误导人。例如:“你和多少个人有过性行为?”如果男性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往往会包括仅发生过边缘性行为的伴侣,而女性一般只计算真正发生过性交的那些伴侣(Gute et al.,2008)。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报告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人数往往多于女性报告的一个原因。 [3] 实际上,人们描述性行为的词语常会产生难以觉察的理解问题,这或许是性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Wiederman,2004)。

回忆或觉知的困难

即使人们能准确理解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也可能无法客观地回答问题。举一点来说,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洞察力,以致自己认为的真实情况未必完全准确。比如,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在恋爱问题上,外表吸引力对于女人并不如对于男人重要;女人说外貌对于她们并不如对于男人那般重要。然而,在速配研究中当她们同时遇见和评价几个候选对象时,外貌对于女性的确如对于男性一样重要(Eastwick & Finkel,2008),外貌是影响男女两性喜欢对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Luo & Zhang,2009)。有时,人们对自己喜好和行为的描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记忆错误也是个问题。人们在描述最近发生的具体客观事件时最准确。如果询问参与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发生错误(Feeney & Cassidy,2003)。具体的细节信息更容易遗忘。比如,在一项研究(Mitchell,2010)中,大样本的离异群体中有50%的人不能准确地说出他们在哪一个月离婚。而过往的情感经历尤其可能发生记忆错误。具体而言,如果火热的爱情以痛苦和不满收场时,失落的恋人们往往很难回忆起数月前他们刚刚坠入爱河时的快乐和激情(Grote & Frieze,1998)。

参与者报告的偏差

自我报告数据的最后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的报告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或歪曲。例子之一就是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在第4章还会谈到),它会使人们高估自己在人际关系积极事件中的作用,而低估在消极事件中的过失。人们喜欢用积极眼光看待自己,所以会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自己,而面对失败则推脱自己的责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操持家务的伴侣会认为自己做的家务比实际上的要更多(Ross & Sicoly,1979)!这类错误并不是不诚实所引起的,而是的确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然而也是特异的)观点。尽管如此,通过自我报告所获得的参与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知觉,或许与其他观察者的预测结果有所不同。

如果人们不愿意说出看到的事实,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最有名的例子是社会赞许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指的是人们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歪曲事实。参与者常常不愿意承认让他们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或者任何不符合期望的描述。例如,由于对社会接纳的顾虑,参与者不敢诚实地向研究者报告他们的同性恋取向和行为。因而,在同性恋的普遍性上一直存在争议(Tourangeau & Yan,2007)。再看另一个例子,离婚已经好几年的人(研究者事先在法院看过他们的离婚判决书)中有4%的人宣称他们从未离过婚(Mitchell,2010)。匿名程序有助于减少这类社会赞许性偏差,例如允许参与者参加网络调查而非面对面访谈(Brown & Vanable,2009),但如果研究涉及敏感问题,这种偏差仍然会出现。





观察法


另一种收集亲密关系信息的方法是直接观察行为。科学观察并不是轻松随意的工作。研究者要么采用复杂的工具测量行为,要么细心地训练助手以使观察尽量准确、可靠和详尽。





一些研究直接观察正在发生的行为,而另一些则采用记录设备,后者可以在行为发生之后分析。有一种观察法,叫体验式取样(experience-sampling),它采用间断式的、短时间的观察,从而获取较长时间内实际发生的行为。在体验式取样中,当目标行为可能发生时研究者可以随机抽取若干较短的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中,目标行为可能发生,研究者可能把观察分散在不同日期不同时间的几个阶段。梅尔(Mehl & Robbins,2011)利用能放入口袋的微型录音设备所做的研究就是这种技术的最好例子。这种设备叫电子激活录音机(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s,EARs)。(你还记得吧?)在白天这种设备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打开开关,并录下参与者身边发生的任何声音。结果在伴侣的交谈中捕捉到许多愤怒和轻蔑等不良情绪,伴侣们并不太满意,他们的关系在6个月之后变得更为脆弱(Slatcher & Ranson,2011),对此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

这类观察有若干种记录结果的形式。研究者有时会使用比较综合的(通常也是主观的)词语来评价他们所目睹事件的特征。例如,根据争吵是“建设性和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或“充满火药味和敌意的”可对争吵进行评价。观察者也可以使用编码程序来对非常特殊的行为进行记录,如一次交往中人们说话的时间长度、出现笑容的次数、彼此肢体接触的次数等等。这些能知觉到的具体行为往往比主观评价更为客观,借助于某些技术手段研究者可以更客观地进行观察。比如,研究者开发了一种软件,可以计算人们说话或写字时使用的各类词语,还能自动分析人们的谈话内容。(不好的结果是,如果人们太过频繁地使用“你”这个词,他们往往比不常使用“你”的人更不满意自己的人际关系[Tausczik & Pennebaker,2010]。)

科技发展为行为的测量提供了新方法。最近一项研究革新采用眼动跟踪的方法来评价人们对他人的视觉兴趣(Lykins et al.,2006)。在眼动跟踪研究中,参与者要戴上特殊的头盔,上面安装有拍摄眼睛活动的微型摄像头。然后,当参与者查看不同的图片时,眼睛的移动就能揭示他们正在看什么图片,看了多长时间。例如,通过并列呈现两张只有头发颜色差别的人像,我们能确定你喜欢金发还是黑发:在你认为更有吸引力的图片上你看的时间会更长。

这类观察一般可以避免自我报告的缺点。受过训练的观察者通常不会错误理解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参与者也不会有错误的记忆或者自我服务偏差。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理解人们对自己经验的个人知觉,就离不开自我报告。观察研究也可能很昂贵,花费观察者的大量时间,有时还需要昂贵的设备。有项了不起的研究在一周时间里拍摄了32个不同家庭中每天早上起床后的互动情况,长达1 540个小时的拍摄视频需要花几千个小时来仔细察看、编码和归类(Carey,2010)。

观察研究还面临反应性(reactivity)问题的影响:如果人们知道有人观察自己就会改变行为。(安装在起居室的摄像头可能会改变你的某些行为——至少在你习惯之前。)参与者知道有人正在看着自己时会极力营造好印象,这正如人们面试时的表现一样。因此,研究者更乐于进行那些不大可能改变参与者行为的观察研究。有一项这样的研究,人际关系学家追踪了某大学1 640名学生大学期间在脸谱网的个人页面情况(Lewis et al.,2008)。研究者跟踪个人页面中的公开信息,从而确定学生的品位和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建立的友谊。研究者有具体而认真的研究目的——并不是日常那般随意浏览网页——也不会有对参与者的行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因为参与者都不知道有人观察自己!毫无疑问,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网络社交行为的正式研究。(这让人厌烦吗?为什么?)





生理测量


如果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人们无法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就可以避免反应性问题。对人体自主的和生化的反应进行的生理测量就能做到这一点。生理测量的项目包括心率、肌肉张力、性唤起和荷尔蒙水平等,通过生理测量可以确定生理状态是怎样和社会行为关联的。

有些研究者考察生理机能影响人际交往的方式。例如你血液中神经肽催产素(oxytocin)有助于确定你的同理心和信任程度(Campbell,2010);引人注目的是,如果你摄入一定剂量的催产素,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对人起疑(MacDonald & MacDonald,2010)。我们的依恋类型也存在生理基础。依恋类型不安全的人面对社会压力会出现更强烈的自主神经反应,包括诸如肾上腺素等荷尔蒙的分泌;社交威胁往往会引起焦虑或回避类型之人不安的唤醒,但安全型的人却能保持清醒和沉着(Diamond & Fagundes,2010)。

其他一些研究探索人际交往怎样改变人们的生理状态。宽恕对我们有益(第10章还会谈到),具体地说,那些能够宽恕冒犯者的人比睚眦必报的人表现出更弱的心率和肌肉张力(Witvliet et al.,2008)。还有一些研究试图识别社会行为的生理标签地图。例如,已有研究者识别出调控爱情和性欲的大脑结构(参见Aron,2010),研究者让参与者体验到这些心理状态,同时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考察他们的大脑。fMRI图像能显示哪一部分的大脑消耗了更多的营养,因而比其他部分更激活——正如结果所示,亲密的爱情和饥渴的性欲看起来是由大脑不同部分控制的。(对此你感到奇怪吗?)

生理测量一般成本较高,但其应用在不断增加,因为生理测量能让研究者考察我们社会行为的生理基础。生理测量也是人际关系科学一直以来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档案材料


历史档案(archives)也能避免反应性的问题。个人记录如照片和日记,公共媒体如报纸和杂志,政府记录如结婚证和人口统计信息等,都是人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当这些信息过时了,就变成了“档案”信息。有一项研究考察了人们过去的长相吸引力和现在的收入之间的相关,研究者对大学年鉴相册中的学生照片进行了外貌吸引力的评定,以确定数年前外貌俊美的人是否现在赚的钱更多(Frieze et al.,1991)。(他们发现了什么结果呢?请阅读第3章!)

档案材料是“无反应性的”,因为查阅档案资料不会改变要研究的行为。而且档案研究较为廉价。但档案材料存在局限性。具体而言,那些在很久以前就保存的材料可能没有包括研究者想知道的所有信息。





研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档案研究通常不会让人感到尴尬,但人际关系研究有时的确要询问敏感话题或者观察隐私行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务吗?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也很必需,但人际关系科学却处在严重的道德两难困境之中。仅仅让参与者填写描述他们人际关系的问卷,就可能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又持续的影响(Zhaoyang & Cooper,2011)。比如,要求参与者明确说明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些什么或者要求他们评价对伴侣的爱时,研究者就把参与者的注意力指向他们平时没有仔细考虑的细节事务上了。我们鼓励他们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启发他们思考。而且,研究者还唤起了他们对于伴侣会怎样回答同样问题的好奇心。总之,研究者不经意的探询可能警醒人们注意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人际关系问题或者挫折。

模拟和其他观察研究也可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戈特曼(Gottman & Levenson,2000)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妇重温引起上一次争吵的分歧:他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争吵,但有些夫妇的确发生了争执。结果发现,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闹的夫妇比那些优雅而幽默地探讨分歧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戈特曼的研究表明特定的行为风格能预测将来的婚姻问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坏作用吗?我们真的应该要求那些夫妇重温可能损害他们将来婚姻满意度的争吵场面吗?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人际关系学家通常会非常注意保护参与者的权益(Kimmel,2004)。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向参与者介绍有关研究的具体信息,以让参与者根据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参加研究。他们参加研究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能随时退出。在数据收集完毕后,研究者会立即向他们提供反馈,解释所有的实验操作过程,介绍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后,参与者常能看到研究结果的最终报告。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而参与者想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还会提供婚姻咨询的信息,甚至还免费提供某些心理服务。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际关系学是建立在对参与者的幸福深切关注的基础之上。在研究中参与者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付出会得到由衷的感谢,甚至还会因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得到报酬。他们也会在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并从中获益(Zhaoyang & Cooper,2011)。在一项婚姻的纵向研究中,经常进行自我报告的参与者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个合格称职的配偶,这比控制条件下很少报告自己情况的参与者强,密切关注关系进展的状况显然有益(Veroff et al.,1992)。因此,参与人际关系研究有时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研究亲密关系中这类私密问题呢?

回答是绝对的有必要。道德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在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类。无视这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美国卫生部(DHHS)当前正拨出很多金钱资助一项健康婚姻新方案(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这项工程计划教会非裔美国人维持婚姻的技巧。美国黑人是这项婚姻幸福计划的受益者,因为黑人与白人相比更不可能结婚,也更可能离婚(Orbuch& Brown,2006)。这项新方案背后的假设是:如果非裔美国人能珍视婚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稳定——所以纳税人的钱就花在了教育黑人尊重和欣赏婚姻生活的课程上。这里的问题——正如人际关系学家所看到的(Karney & Bradbury,2005)——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看重婚姻。他们甚至比白人还渴望结婚,但面对窘迫的经济前景又结不了婚。具体来说,黑人妇女不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男人结婚(Gibson-Davis,2009)。即使黑人结了婚,却经常遇到经济困难,因而婚姻一般也不稳定(Hardie & Lucas,2010),任何夫妻只要为金钱而痛苦挣扎,其婚姻满意度都会下降。因而,非裔美国人的婚姻容易破裂似乎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个体的态度有关(Karney & Bradbury,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或相关部门希望价值观的教育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试图改善人际关系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钱用在训练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比去教育他们尊重婚姻会更加有效(Gibson-Davis,2009)。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提升人们的幸福,不仅需要善良的意图,而且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在诸如《爱情风味》(Flavor of Love)和《爱情摇滚》(Rock of Love)等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里现实的婚姻更像是人生败笔而不是成功)大肆流行,传递怪异“爱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际关系的运作过程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人类最伟大、最荣耀的幸福体验,但它也可以使人绝望痛苦和万劫不复。关系学家相信,努力探索增加人们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道德。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这不是一本统计学课本(对此你感到心中窃喜吧),但人际关系学家整理数据的一些统计技术,仍是明智的读者应该掌握的。许多人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是一种计算研究结果(如观察到的相关或实验中操纵变量所得的效应)偶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的方法。如果结果偶发的可能性很低,那么结果就是“显著的”。本书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显著的。你也可以放心,得到这些结果的研究都经过了其他科学家严格的审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及的每一个结果都是完全正确的:有些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反映了有偏样本特殊人群的影响或各种没有预计到的失误。如果心理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研究的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就表明这种结果不太可能随机发生,但并非完全不可能随机发生。还请牢记,我们碰到的结果通常描述了普通人群明显的行为模式,但因为存在个体差异(参看第1章),这些模式适合特定个体的程度存在差别。请不要太天真,幼稚地以为实际上的确符合大多数人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只因为该结果似乎并不适合你认识的某个人。我希望你能成熟点,辩证思考,富有理性。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人际关系研究所得到的数据也会表现出独特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以下是三个例子。

配对的相互影响的数据。多数统计程序都假定不同参与者的分数是各自独立的,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参与者的反应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参与者的影响)。但是,如果夫妇双方都参加研究,情况就不同了。妻子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非常有可能受到丈夫是否快乐的影响,所以妻子的满意程度并不独立于丈夫。从人际关系伴侣所取得的数据常常会相互影响,明智的做法是用特殊的统计程序来分析这类数据(如Kashy et al.,2006)。

不同的分析水平。人际关系研究者还必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水平上做出选择,一种水平是构成夫妇的个体,另一种水平是夫妇两人一起(Kashy et al.,2006)。例如,研究者要考察个体的依恋类型对他(她)自己社会交往的影响,或者要考察两个伴侣的依恋类型组合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质量。第一个问题是在个体水平上进行分析,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成对的数据水平上分析。研究者必须小心确保所使用的统计程序适合数据的不同分析水平。

影响人际关系的三个根源。而且,人际关系来自各个伙伴的单独贡献和他们组成一对的独特组合。比如,假设梁山伯和祝英台拥有幸福的婚姻。原因之一或许是梁山伯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家伙,他能和任何人很好地相处,包括祝英台。又或者(也可能同时)祝英台是个很容易生活在一起的人。然而,梁祝比梁与其他女性或祝与其他男性有更好的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人个人特质独特组合的结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际关系研究者常常会遇到这三种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的现象,即两个单个伴侣和他们共有的独特伴侣关系。同时一起分析所有这些成分需要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Kenny & Ledermann,2010),这是人际关系科学复杂性的又一证明。

那么我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指出研究亲密关系要处理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提到统计显著性检验针对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你就应该怀疑每一个研究结果,怀疑每一种观点和理论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希望你能慎思而不盲信,也希望你了解你要学习的内容的复杂性。记住要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但真理就在前方。我更相信不同的科学家采用不同的参与者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如果研究结果用不同的方法得到重复,我们就更有信心。

由于这些原因,科学家现在做了很多元分析(meta-analyses)研究,即把先前许多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结合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Roberts et al.,2007)。在元分析中,研究者把针对某一特定现象的所有现存研究汇编到一起,分析整合它们的结果以识别它们包含的共同规律。如果所有的先前研究都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元分析使这一结果一目了然;如果存在不一致,元分析有可能揭示出原因。

由于有了这一称心如意的分析工具,尽管人际关系学历史短暂,研究内容复杂,却仍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前面我不时提出警告,但本书提到的大多数结论都是可靠的,如果你重复研究者的工作也将得出同样的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在你父母出生时都还没有发现呢。





最后要点


为帮助你提高识别能力,我用了大部分篇幅来说明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通常的结论是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我希望能鼓励你审慎地思考一项优秀研究的复杂性。但作为结论,我想让你放心,人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严谨、状态良好,并不像它所包含的所有那些不确定的复杂因素给人的印象。如果进行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典型的研究是从来自大学生的方便样本获取自我报告的横断研究(Cooper & Sheldon,2002)。 [4] 许多研究仍然使用这种方法。然而,研究者现在一般运用更精细的设计、更复杂的测量,研究更多样化的样本。研究者在研究人际关系用到多种方法是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Ickes,2000)。而且,人际关系科学这种区分知与不知的明断能力,标志着这门科学的诚实、日趋成熟和智慧。

人们喜欢轻松容易的答案,喜欢简单干脆的信息。如果科学事实难于掌握,很多人实际上更喜欢简单的谬论,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样的观点。然而,作为刚刚接触人际关系科学的读者,你有义务崇尚事实,反对迷信,即使弄清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要颇费一番周折。勿将科学的谨慎误解为缺陷。相反,我们希望你持有这样一种信念,恰恰是这种谨慎体现了科学的尊严,使人们能坦率地面对本领域的优势和不足。那些声称自己一直正确的人,毫无疑问是招摇过市的江湖骗子,谨慎的科学家不会这样做,他们只会努力使自己不断接近真理。





请你思考


克里斯和吉尔如果要通过心理学导论课程,就必须参加研究实践,所以他们签字参加一项“人际关系过程”的研究。他们恋爱已经有两个月了,这项研究正在找“未结婚的恋人”。如果他们参加这个研究,会得到5美元,这让他们有点高兴。就这样,他们和十多对其他恋人聚在了一个大房间里,然后分别相对而坐。随后他们阅读了研究的注意事项,注意到自己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这个研究,便签名同意参加研究,开始填写长长的问卷。

有些问题比较敏感。他们要回答去年与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未来5年他们希望与多少个人发生性关系。隔一段时间后,他们要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们都认为伴侣也要回答这些问题。克里斯以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一想到这些问题他就意识到自己对吉尔的性经历和未来的想法知之甚少。那天晚上,他有点焦虑,想知道又有点担心吉尔的回答。

据你看来,这一研究程序符合道德规范吗?你愿意完成类似的问卷吗?为什么?

[1] 比如,2009年5月和6月在丹麦城市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38%的男人接受了邀请,愿意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只有2%的女人接受了此种邀请(Hald & Hogh-Olesen,2010)。

[2] 然而,我必须指出,如果有很多个变量存在许多相关,或者测量是在某段时间里多个不同的场合下得出的,那么高级统计分析通常能排除某些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这种不存在的因果联系通常会混淆相关研究结果)。尽管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简单的相关关系错误理解成因果关系,但是运用高级统计技术却有可能在相关设计的结果上得出一些因果联系的可靠结论。

[3] 291页专栏9.3中我会详细考察这一颇具争议的性别差异。

[4] 这个句子中包含了若干个术语,在学习本章之前或许你并不了解它们,但现在你知道了。请回忆一下。





第3章 吸引力


假设你独自在教室里阅读本书,突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陌生人。这人对你有吸引力吗?这人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或恋人吗?很显然,在你还未读完这句话的电光火石之际,你心中已尝试回答了(Willis & Todorov,2006)。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判断有什么根据吗?本章我们就要探讨这些问题,重点关注友谊和爱情的建立过程。从心理学来看,迈向成功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永远一样:人际吸引,即接近他人的愿望。感觉到他人的吸引力不一定就能保证建立人际联系,但却使人际交往成为可能。本章我们要考察影响吸引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就从吸引过程的基本原理开始吧。





吸引力的基础:一种奖赏


人与人之间产生吸引力最基本的假设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奖赏意义(Clore & Byrne,1974)。影响吸引力的奖赏(rewards)有两种类型:与他人交往产生的直接奖赏,和仅与他人有关的间接利益。直接奖赏指的是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显而易见的愉悦。如果他人给予我们许多兴趣和赞许,我们就会对这种关注和接纳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他人聪明又美丽,我们就会享受这些赏心悦目的个人特征。而如果他人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如金钱或地位,我们更会乐于接受这些好处。多数情况下,人们提供的直接奖赏越多,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强。

但吸引力还受到很多不易觉察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只与人们外在的友善、俊美的长相或怡人的个性有间接的关联。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而新结识的人如果与我们有着某些共同点,哪怕多么不着边际,他们都可能看上去更讨人喜欢。比如有个家伙叫丹尼斯(Dennis),他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D,“丹尼斯可能很容易被城市如丹佛市(Denver),职业如牙医(dentistry),恋人如丹妮斯(Denise)所吸引”(Pelham et al.,2005,p.106)。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人们更有可能爱上名字和自己名字类似的人(Jones et al.,2004)。这类奖赏是间接、微弱的,我们有时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表明他人吸引我们的奖赏是多么复杂多变。

即使人们不刻意去做,还是会去追求那些更可能使自己繁殖后代、遗传基因的伴侣,从这些特殊的伴侣身上同样能获得间接利益(Buss,2012)。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常常被那些能为将来的后代提供生存优势的人所吸引,即使他们根本还没想过养育孩子的问题。

的确,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如果某个人充满魅力我们就容易被他吸引,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吸引力的确与我们认知到的他人具有吸引力的个人特征有关,但它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偏好、愿望以及所处的情境(Graziano & Bruce,2008)。吸引力的基础是与他人发生的有奖赏意义的经历,但这些愉快经历表现的渠道多种多样,我们未必总能意识到这些影响我们选择的所有因素。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常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开始考察吧。





临近:喜欢身边的人


我们或许在网络上结识过朋友,但当我们能听到朋友的声音、看到朋友的微笑、能真实地握手时,这样的交流不是更有奖赏意义吗?大部分时候,当人们面对面地交往时(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更接近),这样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更高。确实,现实空间上的临近(proximity)通常首先决定了人们能否相遇。多数情况下,友谊和爱情都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

事实上,空间上的临近和人际吸引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一米左右的距离就会造成很大的差别。想一下你上学的教室:新学期开始时你认得的是谁?谁又是你的新朋友?你认识的人和最喜欢的人在上课时很可能就坐在你的身边。如果在教室里给大学生分派座位,大学生更可能与坐在身边的人成为好友,而不是那些坐在教室另一边的人,即便教室非常小(Back et al.,2008)。




图3.1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公寓结构图


在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 et al.,1950)的研究中,把住宿生随机分配到这样的公寓里。


资料来源: Myers, 1993.

对大学校园里学生公寓区的社交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Schachter,& Back,1950)的一项经典研究考察了麻省理工学院住校生的友谊选择。他们把住宿生随机分配到如图3.1所示的17间公寓里。住处较近的人比房间相隔较远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朋友。的确,住宿生成为好友的可能性与他们房间的距离有紧密的关系(见表3.1)。值得一提的是,对建筑楼群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人们更可能喜欢和结识与他们更靠近的公寓楼里的人。显然,即使很小的距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常常认识不足。一旦我们确定了居住、工作或上学的准确地点,我们大体上也就决定了哪些人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表3.1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公寓里的友谊选择





方便:远亲不如近邻


为什么空间上的临近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答案之一是如果他人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容易得到他们提供的各种奖赏。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身边的伙伴比遥远的伙伴更有优势:与远距离的伙伴交往消耗的金钱和付出的努力——诸如手机话费、汽油费和路上的耗时等——使这样的人际交往比住家附近的交往成本更高(Baldinger,2008)。远距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也低;在文字或声音中表达出的爱意远不如脸颊上真实的一吻那样打动人。因而,分居两地的亲密关系一般不如朝夕相伴的亲密关系令人满意(Sahlstein,2006)。

这一研究结果的惟一亮点是出乎人的意料。然而,住在一起的恋人,假若要分离一段时间,他们还可能快乐地认为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已经具有足够的奖赏价值。如果这样,他们或许会奇怪于距离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原本临近又便利的亲密关系如果因为距离而变得疏远,这种伤害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的。即便已婚的夫妻如果分居两地也更可能离婚(Poortman,2005)。分离似乎并没有加深感情。





熟识:重复接触


空间上的临近也使两个人更可能相遇,彼此变得更加熟悉。俗语云“亲不敬,熟生蔑”,但研究证据并不支持。重复地接触他人(甚至只要看到他人照片)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喜欢程度,而不会导致厌烦,此即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1] (Zajonc,2001)。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与陌生人说过话,我们仍倾向于喜欢见过很多次的面孔,而非不熟悉的面孔。




图3.2 大学教室里的曝光效应


即使女生没有和教室里的真正学生打交道,她们出现在教室里的次数越多,其他学生就越喜欢她们。


资料来源:Moreland & Beach, 1992.

研究者(Moreland & Beach,1992)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来说明曝光效应。在大学学期开始时,研究者让女大学生在某些课堂上分别出现15次,10次或5次。这些女生从来不和教室里的其他学生交谈,只是坐在那里,她们出现的次数有多有少。然后,在学期末让该课堂真正的学生看这些女生的照片,并询问他们的反应。结果非常清楚:越熟悉的女生(即出现次数越多的女生)对学生越有吸引力,她们比那些从未看到过的女生更让他们喜欢(见图3.2)。

因为临近常常能导致熟识,而熟识又引起喜欢,所以与他人频繁的接触不仅能使交往更方便,而且会使对方看起来更有吸引力(Reis et al.,2001)。再举一例,真正认识同性恋的人与那些与同性恋没有(或不想有)任何接触的人相比,前者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更积极(Vonofakou et al,2007)。





临近的作用


当然,空间上的临近所增加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如果不断接触,则任何事物(喜爱的食物、歌曲,也许甚至是恋人)都会令人厌烦(Bornstein,1989)。熟识能增加吸引力,但过度接触则未必。而与可憎、难于相处的人临近并不一定让我们更喜欢他们(Ebbesen et al.,1976)。要给临近的作用下一个定论的话,就是它能增强我们对他人的情感。我们往往更喜欢身边的人,然而如果他们令我们厌烦,那么临近只会雪上加霜。

的确,对美国加州的一个居民小区的研究发现,尽管住户的大多数朋友就住在附近,但很多他们极为讨厌的人也住在附近(Ebbesen et al.,1976)!很少有人会说他们讨厌住在几栋楼之外的人。相反,他们鄙视那些常惹他们厌烦的近邻,这些近邻要么大声地放音乐,要么让宠物随意乱走等等。如果伴侣分开了,临近甚至能摧毁看起来处得很好的亲密关系(见下页专栏3.1)。我们易被身边的人吸引,但如果我们与他们的接触令人失望或者不快,那还不如保持距离的君子之交呢。





长相吸引力:喜欢那些可爱的人


空间的临近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之后,我们见到他人时可能最先注意到什么?当然是他们的长相了。尽管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貌相,但长相的确影响着我们。长相吸引力对人们第一印象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且先不管对错,我们倾向于认为外貌俊美的人更讨人喜欢,更好相处(Brewer & Archer,2007)。





对美丽的偏见:“美的就是好的”


假若给你看一张陌生面孔的照片,要求你只依据照片来猜测此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前景。这类研究一般发现:人们认为外貌具有吸引力的人更有趣、更善于社会交往,在生活和爱情方面也更可能取得成功(见76页表3.2)。总之,人们似乎受到“美的就是好的”这一简单刻板印象的影响;人们认为有吸引力的人也有着令人满意的特质,以与其俊美的长相匹配(Lemay et al.,2010)。而且我们似乎自动地做出这些判断,没有丝毫有意识的思考;我们看到俊美面孔的那一刻就已开始了对它的正面评价(Cheng et al.,2003)。

然而我们并不会认为长相好看的陌生人十全十美,外貌越有吸引力的人我们越容易认为他们较放荡(Brewer & Archer,2007)。[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吗?有可能。理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俊美之人大方得体、和蔼可亲,因为被他们吸引,期望他们反过来也喜欢我们(Lemay et al.,2010)。希望恒存。]当然,俊美之人给陌生人的总体印象毫无疑问好过长相一般的人,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应该都是一样的。例如在韩国,美丽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友善、聪明和善于社交,这点与美国一样。然而,与韩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一致(强调团体和谐),韩国人认为貌美之人也非常关心其他人是否幸福,这一结果在西方社会并不存在(Wheeler & Kim,1997)。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俊美之人有哪些优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文化所强调的价值观。



表3.2 美的就是好的




资料来源:Dion et al., 1972.

对美丽的偏见还可能使人混淆容貌和才能。在职场中,貌美之人比一般长相的人工资更高、晋升更快。平均而言,与中等相貌之人相比,貌美的雇员多赚5%,而丑陋的家伙少挣9%(Salter,2005)。智力比相貌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但不论你多聪明,相貌仍可能对你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Judge et al.,2009)。的确,在大学校园,学生对有魅力的教授的教学评价更高(Hamermesh & Parker,2005)。美国政治人物越有吸引力,人们对其才能的评价更高(Olivola & Todorov,2010)。甚至在法庭上相貌好的人都会留下更好的印象;在德克萨斯州因犯轻罪而罚款的人中,相貌俊美的人比相貌一般的人罚的钱更少(Downs & Lyons,1991)。

但貌美之人的交往及人际关系真的与不太漂亮的人有什么差别吗?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我们评价美丑的标准是否一致。





吸引力的秘密


请思考以下一幕:在第一天的大学课程上,研究者邀请你加入一个小组,算上你一共有4名男生和4名女生。小组成员彼此都不认识。你的任务是仔细观察每个人并(秘密地)评价他们的外貌吸引力,其他人也会对你进行评价。你认为结果怎样?异性的4名组员对你外貌的评价是否一致?你和其他3名同性组员对其他4名异性组员是否会给出完全一样的评价?这正是我和戴维·马库斯所做的研究,以确定“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正确性(Marcus & Miller,2003)。我们的确发现不同的观察者之间存在一些轻微的分歧,这可能缘于个体的品味不一样。对美貌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人特色(但个体差异不会太大)。我们的后续研究发现,人们对陌生人外貌是否美丽的判断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研究的参与者对谁漂亮和谁不漂亮显然具有相同的看法。

而且这种共识具有跨种族的一致性;亚洲人、中南美洲人和美国黑人、白人对他们各自种族美丽女子的认识是一致的(Cunningham et al.,1995)。更惊人的发现是,新生儿也偏好成人认为漂亮的面孔(Slater et al.,2000);婴儿还很小,不会受到社会规范影响,但他们盯住漂亮面孔的时间远长于不漂亮的面孔。

这些能吸引婴儿的面孔具有哪些特点呢?毫无疑问,女人如果有“娃娃脸”的特征,比如大眼睛、小鼻子、尖下巴和丰满的双唇,就更有吸引力(Jones,1995)。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看上去有孩子气,而是要有女人味,青春可人;美丽的女人结合了这些娃娃脸的特征和健康成熟的标志,诸如突出的颧骨、瘦削的脸颊和满面的笑容等(Cunningham et al.,2002)。拥有这些特征的女子在全世界都是公认的美女(Jones,1995)。

男性的吸引力则比较复杂。拥有结实下颚和宽阔前额的男性——看上去坚强而有主宰力——通常被人认为是帅哥(Rhodes,2006)。(想象一下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 [2]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电脑图像技术把普通男性的面孔变得略微有点女性化和娃娃脸,这种“女性化了的”男面孔——看上去热情又友好——也有吸引力。(想象一下托贝·马奎尔[Tobey Maguire])。 [3] 更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喜欢哪种男人脸型取决于她们的月经周期:当处在排卵前的受孕期,她们会觉得不修边幅、具有男子气特征的面孔更吸引人,但其他时间则更喜欢青春型、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Little et al.,2002)。




两张面孔中哪一张更吸引你?这是对同一张面孔修改合成的两幅图像,使面孔变得更女性化或男性化。如果你是女性,你的偏好或许取决于你目前所处月经周期的阶段。大多数女性在受孕期觉得右面具有男子气的面孔更有吸引力,但在受孕期之外她们认为左面女性化的面孔更吸引人。左图是50%女性化了的男人合成面孔;右图是50%男性化了的男人合成面孔。


资料来源:Little et al., 2002; Anthony Little (www.alittlelab.com)

任何情况下,两性漂亮的面孔轮廓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的确,漂亮面孔的轮廓大小是处在平均水平的。如果使用电脑图像技术制作一张由不同人的面孔局部特征组合而成的新面孔图像,得到的这种平均化的面孔几乎比组成它的所有单个面孔更有吸引力(Rubenstein et al.,2002)。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在中国、尼日利亚、印度以及日本都是一样的(Rhodes et al.,2002)。(有趣的例子请访问德国的网站:www.beautycheck.de。)

然而,这并不表明漂亮的人有着平庸和普通的长相。通过平均化合成的面孔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合成面孔的局部特征相互之间比例般配:鼻子不会过大,眼睛不会过小,面孔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有过分的夸大、发育不良或者怪异。平均化的面孔也是对称的,面孔的两半是互为镜像的;两只眼睛一般大小,脸颊也是一般宽等等。对称的面孔本身就有吸引力,不论面孔是否是“平均化”了的(Fink et al.,2006)。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一对双胞胎,尽管他们的脸很相像,你可能还是会认为脸部更对称的那位更吸引人(Mealey et al.,1999)。显然,对称和“平均”都会影响到面孔的美丽;即使在许多对称的面孔图片中,面孔越平均化就越有吸引力(Rhodes et al.,1999)。所以,漂亮的面孔似乎结合了所有单个面孔最好的局部特征,构成了左右平衡、比例适宜的整体。




当把2、8、32张真人面孔叠加在一起构成复合面孔时,看看会发生什么?当组合的面孔越多,合成的面孔图像越不像某个真实的面孔那般怪异或独特,而是越来越多地具有人类面孔典型的局部特征和大小尺寸。这样就得到了最有吸引力的面孔图像。“平均化”了的面孔就是有吸引力的面孔。


资料来源:Rubenstein et al., 2002.

当然,不同体型的吸引力也存在差异。男性认为体重正常、不肥不瘦、腰身明显细于臀部的女性身材最有诱惑力(Furnham et al.,2005)。最吸引人的腰臀比例(waist-to-hip ratio,WHR)的曲线比率0.7,即腰部比臀部细30%(见图3.3);这种“沙漏”形状的身材对世界各地的男性都有吸引力(Singh,2004)。 [4] 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认为肥胖的女性不如身材苗条或正常的女性有魅力,但干瘦的女性并不比正常的女性更吸引男性(Swami et al.,2007)。男性还喜欢丰满的乳房,但乳房的大小并不如它与女性身体的比例重要;曲线比率为0.75的腰胸比例最吸引男性(Voracek & Fisher,2006),巨乳配上水桶般的粗腰并不能提升女性的吸引力(Furnham et al.,2006)。并且女性的腰臀比例比乳房大小更能影响男性对女性吸引力的判断(Dixson et al.,2011)。 [5]




图3.3 腰臀比例


这六个女人的身材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别。两个女人比正常体重偏轻,两个女人比正常体重偏重,中间的两个女人体重正常。此外,有三个女人的腰围是其臀围的70%(所以她们的腰臀比例即WHR是0.7),而其他三个女人的腰围和臀围一样粗。当男性来评价这些图时,腰臀比例小的女人比不太有曲线的女人得分要高,而且正常体重中的WHR为0.7的女性最受男性喜欢。


资料来源:Singh, 1993.

如前所述,男性的吸引力稍显复杂。当腰部仅比臀部略窄,腰臀比例为0.9时,男性的身体最有吸引力。宽广的肩膀也有吸引力;肩臀比例大(约为1.2)(Hughes & Gallup,2003)、肌肉强壮(Lassek & Gaulin,2009)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年龄更早,性伴侣也更多,这一点在全世界都一样(Frederick et al.,2011)。然而,男性光有好身材并不能吸引女性,除非他还有其他资源;只有当他能挣一份体面的薪水时,他的腰臀比例才会影响女性对他的评价(Singh,1995)。男性即使英俊但若贫穷,对女性并不那么有吸引力。

对外貌吸引力的判断显然是多层面的,还存在影响外貌吸引力的其他因素。男女两性都倾向于男方高于女方(Salska et al.,2008),所以在网络上高个男性的照片比矮个男性的照片能得到更多女性的回应。矮个(如162厘米)男子要在婚恋网站得到与高个(如186厘米)男子一样多的回应,只有赚更多的钱才能做到——多得多的钱。上例中的矮个男子每年必须多赚221 000美元才能与高个男子一样吸引女子的注意(Hitsch et al., 2010)。说到金钱,职场中高个子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高的收入;如果不考虑年龄和性别,在美国和英国身高每增加1英寸(约2.54厘米),平均每年多挣789美元(Judge & Cable,2004)。比如在各种职业中,身高185厘米的人每年比身高175厘米的人多挣3 156美元。

未来伴侣身体散发出的气味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大(Herz & Inzlicht,2002)。尽管如此,男性更喜欢漂亮女人散发出的体香(Thornhill et al.,2003)。在一项对体香的经典研究中,人们连续几天穿着同一件T恤衫睡觉,也没有使用任何香水。然后陌生的参与者嗅一下这些T恤衫,并挑出最吸引人的气味。面孔对称、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明显地比面孔不对称的、没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好闻,因为陌生人偏好俊美之人的体香,而不是相貌平常人的气味(Thornhill et al.,2003)。值得一提的是,异性恋的男性认为女性在排卵期的体味比月经周期的其他时间好闻(Gildersleeve et al.,2011),但他们不是很喜欢同性恋男性的气味,同性恋男性的体味对其他同性恋的男性比对异性恋男性更有吸引力(Martins et al.,2005)。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所以显然还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长发的女性比短发的女性对男性更有吸引力(Knapp-Kline et al.,2005)。这类研究中,男性参与者要评价图片中某个女性的吸引力,她的头发通过计算机图像技术在图片中表现得长短不一。男性参与者对长头发的约会女伴更感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长头发的女人不太可能订婚或者结婚,更愿意在第一次约会时就与他们发生性关系(Boynton,2008)。但男性的胸毛再长也没有此种效果;女性更喜欢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而非胸部毛茸茸的男性(Dixson et al., 2010)。

女性还喜欢聪明的男性(这对于读到这本书的大多数男性都应该是好消息)。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男性进行了智力测试,然后拍摄他们投掷飞盘、朗读新闻标题和思考火星生命的场景。当女性观看这些视频时,男性越聪明就越有吸引力(Prokosch et al.,2009)。原因可能是当男性企图打动女性时,会使用比日常谈话更华丽(即夸大)的词藻(Rosenberg & Tunney,2008)。

最后,男女两性都认为穿红色衣服的约会对象更有吸引力。参与研究的两性都认为陌生的异性(而非同性)穿着红色(而非绿色或蓝色)的衬衫更性感、更有吸引力,而当女性穿着红衣服时,男性更愿意采取示爱行动,如请求约会、花费金钱(Elliot et al.,2010; Elliott & Niesta,2008)。无怪乎情人节是红色的。





长相吸引力的演化观


我刚刚谈到许多细节,你或许没有注意到,人们对美貌的偏爱通常符合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请思考以下行为模式:

● 文化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但世界各地的人对于美丑的评判仍趋向一致(Cunningham et al.,1995;Jones,1995)。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选美大赛的获胜者不论来自哪里,看起来都那么迷人的原因之一。

● 婴儿天生就偏爱那些同样能吸引成人的面孔(Slater et al.,2000)。对美丽长相的偏爱或许是遗传而来的。

● 面容英俊的男性比面容丑陋的男性的精子更健康,更有活性(Soler et al.,2003)。[他们在全美橄榄球联赛里也是更成功、更有效率的四分卫,评级也更高(Williams et al.,2010)。]

● 有着对称面孔的人与面孔不对称的人相比,往往也拥有对称的体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也更为健康,因而能找到更优秀的配偶(Perilloux et al.,2010)。有着对称体型的妇女体内雌二醇(estradiol) [6] 含量更高(这可能使她们更有生殖能力; Jasienska et al.,2006)。拥有对称体征的男女两性更加聪明(Luxen & Buunk,2006)、更少生病(Thornhill & Gangestad,2006)。

● 荷尔蒙通过调节脂肪在人体的分布而影响腰臀比例。腰臀比例接近0.7(最吸引人的标准)的妇女,其体内带有特定比例的雌二醇和黄体酮(progesterone) [7] 混合激素,比缺少曲线美的妇女更容易受孕、身体也更健康(Jasienska et al.,2006)。腰臀比例接近0.9标准的男性可能比大腹便便的男性更健康(Payne,2006)。所以,两性都会认为异性最佳健康状态的身材最有吸引力。而且,腰臀比例低的妇女的子女在认知测验上的得分常高于矮胖妇女的子女(Lassek & Gaulin,2008)。




不同文化对于美丑的评价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他国家被评为可爱的美人对我们也往往有吸引力。

● 年轻的妇女比年老的妇女更可能留长发,并且头发质量和身体健康有关。所以男人偏爱的长发与女性配偶的健康有关(Hinsz et al.,2001)。

● 最终,综合一切因素,有吸引力的人比缺乏吸引力的人生育更为成功(有更多的孩子)(Jokela,2009)。

● 尽管人人都喜欢美丽的容貌,但长相吸引力对于居住在赤道地区的人尤为重要,因为那里充斥着有损人体健康的寄生虫和病菌(Gangestad & Buss,1993)。在赤道地区,无瑕疵的美貌就是身体健康的最好标志,与面貌不完美的人相比俊美的人是更好的配偶(Fink et al.,2001)。

● 伴随着月经周期,妇女的偏好存在一些微妙而又有点好色的变化(Gangestad et al.,2010b)。妇女只在每个月排卵前的几天才有可能受孕(见图3.4),这段时间妇女会发现男人的某些特征特别具有吸引力。当处在受孕期时,妇女比其他时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低沉的嗓音、有着对称体型男子的体味以及更大胆、更傲慢、更有领袖魅力的行为(Thornhill & Gangestad,2008)。所以,妇女在最有可能怀上孩子时易被自信果断、狂妄自大的男子吸引,即那些“举止更像浪荡子而非好父亲”的男子(Perrett,2010,p.104)。但在这个月的其他时间则偏爱温情脉脉、和善友好、谦虚保守的男子。如果女性没有排卵(如服用避孕药),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则不会发生(Smith et al.,2009)。




图3.4 月经周期中妇女受孕的可能性


妇女的受孕期处在月经周期的卵泡期(follicular phase,即月经期和增殖期,血液中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很低)快结束时排卵前的几天。在受孕期内,妇女比其他时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和男性更狂妄大胆的行为。


资料来源: Jochle,1973。妇女总数N = 1800。

● 最后——正如你所看到的,足可以列出长长的表单了——妇女在每个月的受孕期都变得对男人更有吸引力。她们会穿上红色的衣服(Gonzales & Luévano,2011),装扮妖娆性感,显露更多的肌肤(Schwarz & Hassebrauck,2008),变得风情万种(Haselton & Gangestad,2006)。她们更愿意接受陌生人的邀请跳舞(Guéguen,2009),对随意性关系也更为感兴趣(Gangestad et al.,2010a)。事实上,在夜总会跳艳舞的女子每个月受孕期的那几天比其他时间赚的钱更多(Miller et al.,2007)。这一切对男子也有影响:给他们嗅受孕期女子穿过的T恤时,睾丸激素含量会上升(Miller & Maner,2010),脑子里也会浮现与性有关的想法(Miller & Maner,2011)。 [8]

这些行为模式使一些理论家确信,身体美貌的标准存在一个演化的过程(如Buss,2012)。推测看来,那些能成功地找到可受孕、强壮健康的配偶的早期人类比起随便找个配偶的早期人类更可能繁殖成功。因而,现代男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娃娃脸面孔、腰臀比例低的女性,现代(受孕期内的)女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男子气、精力充沛的男性。这种偏爱是演化而来的倾向,它根源于人类的本性而不是特定文化传承的结果。





文化也起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变化,吸引力的标准无疑也会受到影响。你是否注意到,依据现代的标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女人看起来显得过于肥胖?在经济困难时期,食物供应都成问题,人们都饿着肚子,苗条的妇女的确不如丰满的女子更吸引人(Nelson & Morrison,2005)。全世界只有在富足的年代,人们才认为苗条的女子更迷人(Swami et al.,2010)。的确,美国在20世纪时经济繁荣,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越来越瘦,因而《花花公子》上的玩伴女郎和美国小姐的参赛者,总的说来比你小时候的那些参赛者更为纤瘦骨感(Pettijohn & Jungeberg,2004)。实际上,今天《花花公子》玩伴女郎的纤瘦身材所要求达到的平均体重标准已经足以引起饮食障碍了(Owen & Laurel-Seller,2000)。

不同种族人群的文化审美标准也会有所差异(也许部分地受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美国,黑人妇女和拉丁裔妇女可接纳的体重比白人妇女要重些,并且黑人和拉丁裔男性的确比白人男性更喜欢稍胖点的妇女(Glasser et al.,2009)。[不过请注意:他们都喜欢同样的曲线美即0.7的腰臀比例,这一身材对所有男性都有吸引力(Singh & Luis,1995)。事实上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女性的腰臀比例都是0.7。]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本性和环境条件一起塑造了我们对美丑的共同判断标准。我们常常被那些看起来是个好配偶的人所吸引,但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是好配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不过,并不见得总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世界各地的人对于美丑的判断标准还是有相当的一致性。





长相的重要性


陌生人走进房间时,你瞥一眼就明了此人的吸引力如何(Willis & Todorov,2006)。这重要吗?的确重要。想想人们在相